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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是怎么创办的?皖派简介

来源:讲历史2016-10-18 10:13:02责编:谢荣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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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皖派是清代乾嘉之际与吴派并称、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戴震为安徽休宁人而得名。作为地域性学派,皖派的主要成员都隶属清代安徽徽州府籍…

皖派是清代乾嘉之际与吴派并称、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戴震为安徽休宁人而得名。

作为地域性学派,皖派的主要成员都隶属清代安徽徽州府籍的学者,如程瑶田、金榜、洪榜、汪绂等,然其空间涵盖面也涉及到江苏金坛、扬州等地,如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因此,皖派实际上是以安徽徽州地区作为核心,由戴震弟子为骨干的汉学研究群体。

皖派开创于戴震,段玉裁《戴东原集序》中说:“自先生以古学唱,三十年来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盖其兴起者盛矣。”不过,皖派的真正导尖源于是出生于徽州婺源的江永。江永少年时因受明代丘浚《大学衍义补》一书多引自《周礼》的启迪,一生致力于《礼》经研究,被誉为“先生之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与俦匹”。一时戴震、郑牧、汪肇隆、方矩、汪梧凤、程瑶田、金榜等皖派学者结集在他的周围。然而,皖派的汉学研究更多的是接受吴派的学术宗旨。如戴震三十五岁至扬州雅雨尝结识惠栋后声称经学研究在于“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这里戴震虽然夸大了文字与义理之间的关系,但他对汉经的认识与吴派一脉相承。此外,洪榜、凌廷堪等也基本遵循吴派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

皖派以研究汉经为宗旨,在强调汉代经学的家法师法的同时,并不一味尊信,如戴震明言“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有附会”。因此,皖派尊奉的是汉以来经师研究语言文字的传统。如戴震在通读了《十三经注疏》后认为一字之义,必须贯通群经,他说:“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皖派与吴派也有明显的区别,皖派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韵方面。如戴震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尤其是以入声韵独立,以之与阴声韵、阳声相配,指出阴阳均可对转,入声是韵类通转的枢纽。同时戴震又根据古文字的音与声,推求出“故训音声相表里”的规律。又如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分古音为十七部,被认为是“戴氏所不及”,所撰《说文解字注》对许慎《说文解字》所收九千三百余字详细作注,阐明音训,改正讹误,创通条例,被誉为“一千七百年无此作矣”。皖派学者对汉儒训诂学的执著,同样体现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戴震明确表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运用小学训诂方法,重新研究经注,将程朱附会于经的注解,一一加以破除,恢复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这是皖派汉学与吴派汉学研究的共同特征。

除了研究语言文字之外,对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也是皖派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戴震《考工记图》,便是以《考工记》本文和郑康成注的“图与传注相表里”。又如程瑶田所撰《通艺录》其中包括《禹贡三江考》、《仪礼丧服文足征记》、《释虫小记》等二十四种,对经书中的有关制度,舆地、名物等专题考辩,不囿于经传注疏,多能旁搜广征;为了方便理解寻找,常常绘以图画、表格,是研究经书名物制度极有价值的参考书。卢文弨是皖派中最精于古文献校勘的的学者,如他所校《荀子》,为清代咸丰、同光以前最善之本。《逸周书》则集王念孙以前各家之说为后来研究《逸周书》的学者必据之本。此外,《春秋繁露》、《颜氏家训》、《经典释文》、《吕氏春秋》、《墨子》等都经卢文弨手校而成善本。皖派学者的经学研究,虽偏重于音韵、名物、制度和版本的考释方面,但对中国传统数学也进行了重点研究。戴震在四库馆工作期间,利用《永乐大典》对《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辑古算经》、《数术记遗》等十部古代数学名著进行了发掘、整理和复原,并且借此对儒家经籍《仪礼》及《大戴礼记》进行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这种精神为后来的扬州学者所继承。

皖派学者的汉学研究,与吴派学者一样重视经籍的注释工作,却更多地阐发个人的思想。戴震强调读经,强调语言文字的考证训访,强调领会经言的本义,把握古代圣贤的心志。他所撰《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以及《与某书》、《答彭进士允初书》等都是援引经言,全面阐发他的哲学、伦理、政治的思想观点和主张。段玉裁评论戴学指出:“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戴震本人也明确表示与专宗汉儒的“汉学”有所区别,“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有志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笃。”(《东原集》卷九《答郑丈用牧书》)认为这种“专守一师以精其业”都是偏曲之论,不足语学。又如程瑶田的《论学小记》、《格物慎独说》、《述敬》、《述静》、《述义利》等和凌廷堪的《好恶论》也都是阐发人性论思想的。

章太炎通过对吴派、皖派学术的比较研究后,认为吴派“学好博而尊闻”,皖派则“综形名,任裁断”;吴派“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皖派则“分析条理,皆全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章太炎《九言书·清儒》)。章太炎作为清末民初最后的经学大师,从宏观的角度粗略地区别了吴派、皖派经学研究“求古”与“求是”的相异学风,是可以成立的。然而倘能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吴派的“求古”中不乏“求是”的内涵,而皖派的“求是”也是以“求古”为基准。并且,从时序演变来看,吴派是由“求是:而变“求古”,皖派则是由“求古”而趋“求是”,其中最大的相似之处,都是有鉴于宋儒说经的“凿空”,转而求之更为近古的汉代经注。它们向慕三代,遵循训访古字古义,传言古代文献为宗旨,展示了乾嘉之际求古求是学风的倾斜混融。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理解,吴、皖两派的纯汉学研究,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凸显出汉代经学传统在清代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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