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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四英杰及其战略思想

东吴四英杰是指先后执掌东吴军队的大都督,按接任顺序,分别为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对这四人大加赞赏。后人在传习和引用时,把他们概括为“东吴四英将”或“东吴四英杰”。除陆逊外,周瑜、鲁肃、吕蒙都出身淮、泗之间,不是东吴本地士族,但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东吴政权的成长和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纵观东吴发展史,早期东吴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齐心正是东吴得以荣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四个人虽然政见不一,但都对东吴有着非常大的贡献,本专题围绕四人的战略思想展开讨论,以便深入了解他们各自的战略观和立场。

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研究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周瑜军事战略思想的系统性、深刻性及其作为军事家的历史地位认识不足,乃至权威的《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的专家们根本就没把周瑜列入此系列丛书分卷《中国历代军事家》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时下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诸葛亮与鲁肃所主张的“孙刘曹三分天下”、“孙刘两弱联盟以抗强曹”是建安后期最优秀的战略计划,也是符合当时天下大势的唯一上策,把周瑜所主张的“兼并巴蜀、独自抗曹”斥为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我们无法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建安十五年前后数年周瑜的军事战略路线是切实可行的。

本文将着重分析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形成、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藉此论述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主要特点和内在逻辑。

1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

军事战略路线就是一个政权围绕着某种重大的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全局性、长期性的军事行动纲要,通常表现在具体的战略计划中。而军事战略计划通常包括两个部分:战略形势的判断和战略路线的制定。军事战略形势的判断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敌我军事实力的综合分析、敌方战略意图的判断、敌我战略现实处境的定位、战略机遇期或战略转折点的把握、战略形势走向的预测等等;军事战略路线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战略的根本宗旨、基本方针和实施步骤等等。军事战略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军事战略路线。

周瑜军事战略路线集中体现在周瑜的军事战略计划中,也包括瑜肃协和时期鲁肃的军事战略计划。不能离开鲁肃谈周瑜的军事战略路线,瑜肃军事战略路线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在孙吴内部因政策分歧而导致大臣不和的时候,作为后孙策时代的少壮派首领周瑜,同时也是孙吴建安时期两大辅臣之一,为了避免与张昭等持重派直接冲突,一度隐身,先后引荐了鲁肃、甘宁等人,充当自己在朝中的战略代言人。我们并没有看到周瑜与张昭等人的直接冲突,但是张昭攻击鲁肃、甘宁以及他们的军事战略主张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可以说,瑜肃的军事战略思想在赤壁之战前是高度一致的,此时鲁肃的军事战略计策就是执行周瑜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只是在赤壁之战后,两人各自的胆识和遭遇不同导致他们的战略思想产生了重大分歧,这是瑜肃之间的悲哀,也是孙氏政权的悲哀,这是因为孙权接受鲁肃的战略计策,丧失了建安后期仅有的(兼并巴蜀)数年战略机遇期。

我们根据瑜肃军事战略思想关系的变化和周瑜军事战略思想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产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1.1第一阶段: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产生期(198-202年)

从建安三年周瑜东渡加入孙氏集团、辅助孙策创业开始,到建安七年曹操下责质子诏书、周瑜“母前定议”为止,这四五年时间是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产生期。此时周瑜尚未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一个政治观念相近、志趣相投的军人集团,特别是在孙策死后,孙权母子无所取向的时候,是周瑜一人力挽狂澜,以“母前定议”的方式,矫正张昭等持重派的投降倾向,确立了孙氏政权“拒操观变以待天命”的政治军事战略路线。因此我们也把这个时期称之为周氏孤奋时期。

我们知道,孙氏政权在孙策生前基本上遵照张纮的“江都建策”所规划的战略路线来开展政治军事行动的。张纮的“江都建策”提出得比较早,此时孙策无所依据,尚在江都盘桓,理应不迟于投奔袁术的兴平元年(194年)。彼时张纮建策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与孙权继位之后完全不一样。当时汉帝远在关中,关东诸强割据混战,远交近攻,各有盟友,曹操即是受命袁绍,一路追击袁术到淮北,天下大势还不明朗。因此张纮觉得此时正是复兴桓文霸业的大好时机,因而替孙策构思出一个以“诛除群秽,匡辅汉室”为根本宗旨、先占据丹阳、次“收兵吴会”、再吞并荆楚、最后以荆扬两州为霸业根据地的军事战略路线。

“江都建策”的原文如下:

《吴历》曰:初,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收合离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如何?”纮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绖之中,无以奉赞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远近怀归。今日事计决之于君,何得不纡虑启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仇得报,此乃君之勋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横流,颜色不变。纮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

分析“江都建策”,张纮军事战略路线的要点如下:

1、张氏路线的“前键”,即兴平元年前后天下形势的分析,是孙策自己概括出来的,表达的是自己图谋桓文霸业的两个理由:其一,当时虽然天下大乱,但是汉室福祚尚未断绝,只是中间衰微而已(“汉祚中微”),因此汉朝的纲纪可以振兴;其二,群雄起事,却“各拥众营私”,惟有先父是真心效忠汉室的,“与袁氏共破董卓”,不幸中道崩殂,壮志未竟,因此自己理应继承先君的志业。

2、张氏路线的根本宗旨:因循东周齐桓、晋文二公的足迹,“诛除群秽,匡辅汉室”,这与孙策原本表达的政治立场相吻合。

3、张氏路线的实施步骤:分两个阶段走。第一个阶段是建立以荆扬两州为版图规模的霸业根据地,这个阶段又分为三步走,先占据丹阳,次“收兵吴会”,再吞并荆楚;第二个阶段是以荆扬两州为根据地,消灭其它割据势力,迎奉汉帝,匡扶汉室。

此后几乎孙策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印证了张氏战略路线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包括他未能实施的偷袭许都计划。我们知道孙策死在偷袭许都计划实施前夕,他的霸业战略最终止步于“收兵吴会”、底定江东这一阶段,余下的霸业似乎只能由周瑜辅助孙权来完成了。然而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孙策的政治遗嘱注定了此后孙氏政权的政策路线要经历一番波折。先看看这份政治遗嘱:(孙策)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

孙策对自己与孙权的器能做了一番比较,认为领兵作战,开拓疆土,“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是自己的长处,而“举贤任能”,治国理政,保守江东,是孙权的长处。他临终把政权交给了孙权,无形中也给孙氏政权定下了悲观的政策基调:凭“吴越之众,三江之固”、保守江东。据《吴历》所言,孙策死前还对辅臣张昭说过这样的话:“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不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所以此后张昭等人每每以托孤老臣自居,在事关孙氏政权走向的关键时刻,反对周瑜等人的攻势战略,甚至屡有屈势投降的言论,这不能说和孙策遗嘱严重的负面影响无关。

我们知道周瑜在孙策生前是协助孙策推行张氏军事战略路线的,但是孙策的政治遗嘱改变了孙氏政权发展的既定方向。由于建安五年孙策临终时,周瑜远在巴丘经略豫章地区,因而也就错过了影响孙策遗嘱的机会。另外,孙策的死所引发的属地动乱也造成了一种内部不稳、需要休养生息的错觉,加强了持重派的政策舆论基础。

到了建安六年,官渡战役已经结束,中原形势日益明朗,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主导中原的统一大势似乎已经不可逆转。此时的孙氏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持重派张昭等人秉持保守江东、坐观成败、“不复克捷,缓步西归”的政治态度,俨然占据着朝廷舆论的主流。如何避免这种政治态度把孙氏政权最终引向投降曹操的不归之路,成为摆在周瑜面前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建安七年曹操要求孙氏向汉庭出质任子的战略试探为周瑜重新确定孙氏政权的霸业路线提供了一个契机。

《江表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次攸关孙氏政权成败的重大事件: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前定议。瑜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南海,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汎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视之。”遂不送质。

如何理解曹操向孙氏下发责质任子诏书这一举动?诚如周怀宇先生所言:“质任子',即向孙权征一名任子赴朝廷作为人质,表面上推恩孙权,本意牵制孙权,借以控制孙权”.面对曹操此举,孙氏政权内部经过一番政策大辩论,“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最后孙权母子权衡利弊,还是觉得周瑜拒送人质的计策比较符合孙氏的家族利益,于是周瑜的军事战略计划以“母前定议”的形式上升为孙氏政权的国策,获得了高于孙策遗嘱的政治效力。

分析“母前定议”,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要点如下:

1、提炼出一个楚人霸业的历史模式,这个历史模式是不同于张纮路线所推崇的桓文霸业模式。通过追溯历史,我们知道,桓文二公在建立霸业的过程中从未要取代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而楚人的霸业活动则完全不一样,楚君很早就僭越称王,曾经干过耀兵成周、问鼎轻重的事情。可以说,这两种霸业模式蕴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宗旨,这也是周瑜在对策中没有明确打出效法楚人霸业的旗帜的原因所在。而当时汉帝在曹操手中,孙氏政权又很难复制桓文霸业模式。因此他最后提出了“徐观其变”、“以待天命”的不破不立主张,这其实是一种不设明确战略宗旨的权宜之举。

2、通过楚人霸业的历史模式展示了孙氏霸业可追求的版图规模。周氏战略的版图规模略大于张氏战略,全据荆扬两州之外,还要兼并交州,“至于南海”.

3、从地理版图(扬州六郡)、民心向背(“人不思乱”)、军事力量(“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士风劲勇,所向无敌”)、经济资源(“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和交通条件(“汎舟举帆,朝发夕到”)等五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孙氏政权的战略实力或战略优势。

概括起来,“母前定议”就是构建了一条全据荆扬交三州、“徐观其变”、“以待天命”、暂时缺乏明确战略宗旨的霸业路线。它集中体现了周瑜早期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建安初期孙氏政权最为重要的政策宣言,关乎孙氏政权能否作为一个独立政治体开展宏大事业的前途问题。

最后我们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期周瑜的军事战略思想虽然吸收了张纮霸业战略思想的一些内容,如其关于地理版图规模的观念,但是它的变化也不少,具体表现在:周瑜已经预感到桓文霸业难可复行,因而产生了“徐观其变”、“以待天命”的想法,这等于是对张纮效法桓文霸业的战略宗旨不置可否;此外,周瑜提炼出了一个楚人霸业模式,其楚人情结得到了全面展现,这预示着周氏霸业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知道桓文霸业和楚人霸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霸业,桓文霸业是尊重周王天下共主地位的霸业,而楚人霸业或多或少是挑战周王天下共主地位的霸业,实际上是一种准帝业。这显示了周氏军事战略思想将继续深化发展的迹象。

1.2第二阶段: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成长期(202-208年)

从建安七八年之交周瑜劝说鲁肃留在孙氏政权开始,到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鲁肃回归京城为止,这六七年时间是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成长期。这个阶段逐渐在孙氏政权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周瑜为领袖,以鲁肃、甘宁、吕蒙等人为骨干的军人少壮派。他们才能出众,朝气蓬勃,志同道合,锐意进取,政策立场相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是孙氏政权的实权派。在数次攸关孙氏政权发展走向的关键时刻,他们有力地驳斥了张昭等持重派或保守江东或屈势投降的论调,要求孙氏政权积极西向拓展战略空间,勇敢地支撑着孙氏政权向帝业道路上不断前进。因为这个时期周瑜是在鲁肃积极配合下实现他的军事战略路线,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又可称之为瑜肃协和时期。

我们知道,孙策死后,周瑜以中护军的身份居守吴中,与长史张昭共掌孙权将军府事,实际上是掌管孙氏政权的军政。但是周、张两位辅政大臣在关乎孙氏政权的政策重点是向外继续扩张还是向内宽赋息民的问题上是存在根本分歧的,而周瑜素以雅量高致、恢廓大度而闻名,难以像甘宁那样,当众与父辈张昭等人发生直接的言辞冲突,而且又很难长期凭借一己之力独支大局,因此他先后向孙权举荐了鲁肃、甘宁两人,有鲁、甘二人出面相助,故能与张昭等持重派从容周旋。可以说,这个由辅政大臣之间的政见分歧和志气差异发展到各据徒附而彼此冲突,乃是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早期的孙氏政权在周、张两人周围形成了两个各自以他们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此种状况还是晋人陆机的《辨亡论》概括得比较中肯:“武烈既没,长沙桓王逸才命世……宾礼名贤,而张公为之雄;交御豪杰,则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

可以说,周瑜军人少壮派的形成对于推行和发展周氏军事战略路线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周瑜军人集团骨干鲁肃是如何配合周瑜推行和发展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从鲁肃如何进入孙氏权力核心圈开始说起。鲁肃原本是在建安三年携家带口追随周瑜东渡江东的,“肃见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东渡,因与同行,留家曲阿”,可是似乎鲁肃颇不受孙策兄弟见待,长期没能在孙氏政权中谋得个重要职位,大概很是不得意,乃至于昔日好友刘晔来信劝说他北归,他终于心动了,准备携带家眷离开吴中,这时候便有了周瑜著名的“留鲁说辞”:会祖母亡,还葬东城。刘子扬与肃友善,遗肃书曰……肃答,然其计。葬毕,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抅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吾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肃从其言。

“留鲁说辞”的政治价值在于阐述了周瑜的汉祚已尽、帝业兴于东南的天命转移思想,表明了周瑜已经彻底地抛弃了张纮霸业思想的影响,也为瑜肃二人下一步构建一种新型帝业模式提供了一个合乎正义性要求的理论根据。从这个意义说,“留鲁说辞”发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建安七年的“母前定议”,很可能是在建安七八年之交。当然,“留鲁说辞”起到了吸引鲁肃投效孙氏政权的作用,但是如何让鲁肃引起孙权注意并受到重用则是关系到挽留鲁肃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我们认为是周瑜和鲁肃在孙权接见鲁肃之前共同“宿构”了那份让鲁肃名垂青史的“榻上对策”.诚如周瑜所言,孙权“亲贤贵士,纳奇录异”,而对于长期游离于孙氏政权核心圈的鲁肃而言,极需要一个高瞻远瞩而又能切中孙权心坎的高明计策,方能引起孙权的重视,从而达到进入孙氏政权核心圈的目的。因此鲁肃在进见孙权之前,是不能不做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那么这个时候也只有周瑜能够为其出谋划策。让我们再看看这份著名的“榻上对策”:

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出,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即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勦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官渡之战后,袁绍失势,群雄丧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主导北方统一大势的趋向已经日益明朗。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随着曹操家族势力的扩张和官爵地位的不断提升,曹操与汉帝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董承被诛之后,曹操加紧了对汉帝的监视与控制,篡汉之势已经形成。

曹操不可卒除而汉室难可复兴,张纮的桓文式霸业路线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孙氏政权迟早会与曹操政权进行生死决战,这些已成为孙氏政权内部有识之士们的共识。因此重新确定孙氏政权的军事战略路线已经刻不容缓。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周瑜的“留鲁说辞”和瑜肃的“榻上对策”才应运而生。

“留鲁说辞”和“榻上对策”是两份不可分割的历史文献,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战略路线。“留鲁说辞”所阐发的天命转移思想是“榻上对策”中“效法汉高”的建国模式得以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分析这两份文献的内容,周氏军事战略路线要点如下:

1、明确了新型军事战略路线的根本宗旨,提出了孙氏政权发展应该遵循的一种政治模式---“汉高创业”的建国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逻辑构成:其一是正义性来源的问题。周瑜认为,根据阴阳家先哲的理论,天命已经不再眷顾刘氏,正在转移他方,按照某种“术数”的运算方式,“推步事势”,可以发现“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结合当时的政治现状,我们认为孙权即是周瑜所认为的那位“兴于东南”、“承运代刘氏”的人。辅助孙权成就帝业,“攀龙附凤”,也就成了顺应天命的明智之举。其二是正义性的现实依据问题。瑜、肃二人认为,汉帝可以被视为楚汉战争中的义帝,曹操就是项羽,因为有曹操把持汉帝“为害”,孙权再以桓文二公扶助周天子为榜样,死心塌地地翼戴汉帝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与其坐等曹操“为害”,反受其乱,还不如抛弃老旧的桓文霸业思想,效法汉高,诛灭曹操,开创孙氏帝业。

2、以孙策霸业所取得的地理版图现状为基础,细化了新型帝业战略的实施步骤。它把孙氏帝业路线分为三个大段:先吞并荆楚、全据长江,次“建号帝王”,再图取天下;并进一步把吞并荆楚的战略步骤细化为“勦除黄祖”和“进伐刘表”两个操作环节。

3、明确意识到了要把握好战略机遇期的问题:“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抓紧时间,赶快西征,尽早实现第一步骤的战略目标。

从“榻上对策”的内容来看,把它理解为是周瑜“母前定议”和“留鲁说辞”中所蕴含的版图观念和天命思想在新阶段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或具体细化,恐怕比把它理解为鲁肃军事战略思想的横空出世,更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概括起来,周瑜中期的军事战略就是构建了一条以效法“汉高创业”为根本宗旨,先“勦除黄祖”、“进伐刘表”、兼并荆楚、全据长江,再依托荆扬两州的地理版图和人口资源来建号帝王、图取天下的帝业路线。

可以说,这个阶段是瑜、肃二人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时期。鲁肃是在周瑜的劝说、举荐和筹划下,走入孙氏政权的决策圈,成为孙权的重要谋士。此时的鲁肃则成了周瑜军事战略思想的喉舌,特别是在曹操战胜袁绍之后,桓文之事不可复行的情况下,是他配合周瑜把“留鲁说辞”中的“天命”思想转化为一个合乎正义而又切实可行的“效法汉高”的战略计划。“留鲁说辞”和“榻上对策”是这个阶段周氏军事战略思想最完美的体现,奠定了日后孙氏建国称帝的政治思想基础。

1.3第三阶段: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成熟期(208-210年)

从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鲁肃回京复命开始,到建安十五年周瑜西征巴蜀、病逝于巴丘为止,这两三年时间是周氏军事战略思想的成熟期。这段时间瑜肃二人分离。周瑜在江陵经略荆州北部,收揽了一批荆州籍的人才,如凤雏庞统,对图取天下的具体路径有了新的认识,因此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由“全据荆吴以图天下”上升到“中分天下以图北方”,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而鲁肃则留在吴中参与谋议。随着与刘备君臣的交游,鲁肃主张出借荆州,壮大刘备军势,虽然此时还残留帝业思想,但是全然没了天下思想。可以说,此时鲁肃的战略思想还停滞在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第二阶段,甚至是倒退了,因为孙氏帝业的根据地变小了,原本全据荆吴是张纮、周瑜二人都十分看重的一个战略步骤,现在根据鲁肃的建议,孙氏政权出借了荆州,等于是退缩到了江东一隅之地。由于这个阶段瑜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战略歧见,我们又可称之为瑜肃分歧时期。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周瑜率领甘宁、吕蒙、凌统等一众猛将乘胜追击,夺取了曹仁留守的荆州政治军事中心江陵城,以此为基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实际上周瑜及其孙氏政权当时只占有荆州北部二郡江夏、南郡,而江南荆州数郡则在赤壁之战后由刘备占领,有关史实的分辨请参见朱绍侯先生的《“借荆州”浅议》。

大约是在建安十四年,周瑜的军事战略思想发生了一次跃进。此时,孙氏政权的地理版图已经十分可观,东拥吴越,北达江淮,西部的豫章地区和江北的江夏、南郡,已与吴中本部连成一片;而此时的刘备势力虽然占据荆州江南数郡,但是还尚未站稳脚跟,形成一股可与孙氏抗衡的地域集团。曹操新败之后,内部反曹势力跃跃欲试,马超、韩遂又在关中虎视眈眈,因此曹操短期内尚无能力再次动员全国之人力、物资与孙氏政权进行决战。而巴蜀之刘璋,其人暗弱,内政不修,秦松、法正之徒萌生离叛之心。此外,周瑜此时麾下亦有筹略名士庞统和巴蜀悍将甘宁两位左膀右臂。周瑜占据南郡之后,辟用荆州名士庞统为功曹,周瑜与凤雏庞统之间融洽的主从关系,可由庞统扶送周瑜灵柩东归而见其一斑,“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

至于甘宁,与周瑜可谓志气相投。他是在周瑜和吕蒙的举荐下进入孙氏政权核心圈的,而且为了推行和维护周氏军事战略路线,不惜当众顶撞重臣张昭: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于旧臣。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簒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髦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座,难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

综上所述,建安十五年前后数年正是兼并巴蜀的最为有利时机,也是制造全据江南、打通关陇、联络马超、与曹操争夺天下的战略态势的最佳时机。在这种战略形势下,周瑜便顺势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奇策: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摩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侵寇。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

引文的前半部分,我们可称之为“江陵上疏”;后半部分,我们可称之为“诣京复议”.分析这两篇奏议,周氏路线的要点如下:

1、为完成此前两个阶段“兼并荆州”的战略步骤,设计了一个全取荆州的政治策略,即是:利用刘备诣京之际,以“美女玩好”腐化刘备,进而达到软禁刘备于吴中、兼并其荆南部属羽飞的目的。

2、提出了一个“取蜀而并张鲁”、兼并益州的近期战略目标,拓展了帝业路线所依托的战略后方,因而超越了楚人霸业所依托的地理版图规模。

3、秉承了第二阶段所确立的“效法汉高”的战略宗旨,构划出一个清晰的全取天下的战略轮廓,这个轮廓就是一个全新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规定巴蜀”,“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实际上是要贯通荆扬益三州之地,形成一个地域幅度广阔、地理条件优越的战略后方;第二步,争取占据关陇的马超集团,“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这实际上是选择以江汉一线为主攻方向,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集中优势兵力,从南阳盆地向许洛攻击,与曹操进行战略总决战。

概括起来,周瑜晚期的军事战略就是构建了一条先西占巴蜀以贯通荆扬益三州,再选择以江汉一线为主攻方向、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集中优势兵力向许洛突击,进而图取中原、全取天下的帝业路线。

这里必须强调一下:这完全是一条攻势战略路线。在实现第一阶段的兼并巴蜀以贯通荆扬益三州的战略预期之后,假设第二阶段出现对曹作战不利的情形,周瑜自然会因势利导、随时制宜,制定一条凭借荆扬益三州山川关塞之险固以抗衡曹操的守势战略。可以说,这是周瑜晚期军事战略思想逻辑自然发展的潜在结果。那么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完整的攻守相结合的周氏军事战略路线:先是西占巴蜀以贯通荆扬益三州,其次退可以凭借荆扬益三州山川关塞之险固抗衡曹操以中分天下,进可以选择以江汉一线为主攻方向、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集中优势兵力向许洛突击,进占中原,全取天下。

“江陵上疏”和“诣京复议”是晚期周瑜军事战略思想的杰作,它展现了周瑜收服刘备、兼并巴蜀、全据荆扬益三州以图北方的军事战略思想,显示了大战略家的视野和气魄,其思想为南北朝时代的军事家们所继承,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2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主要特点和内在逻辑

周瑜是三国时代的一位通才,我们可以给他贴上多种历史标签,如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辞令家、名士、英雄、世家子弟等等。仅就军事家而言,他又是统合战略家、战术家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典范人物。纵观周瑜一生的军事征战活动,辅佐孙策攻占刘繇横江、当利两坞,席卷丹阳郡东北部,迫逐刘繇,两度攻占皖城,扫平豫章地区宗帅,最后统帅孙氏大军逆袭曹军,破走曹操于赤壁,击走曹仁于江陵,鲜有破军覆将之败,可见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战术家。我们无暇分析周瑜在具体战役中的战术特点,这里只能围绕着他战略路线的主要特点和逻辑构成展开一般的总结性论述。

2.1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主要特点

回顾以上对周瑜军事战略路线内容所做的全面分析,我们不难总结出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一些特点,现按列如下:

2.1.1抗难而上,逆势而为.这一特点最为显著,贯穿周抗曹活动的终始。例如,建安七年劝说孙权拒质任子的“母前定议”,建安十三年力主抗拒曹操的“御前决议”(参见下文),都是在曹操乘战胜诸雄之威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面临张昭等人的屈势投降言论,周瑜挺身而出,力主拒操抗曹,并为孙权谋划独立自主、击败强敌、创建帝业的大计。

2.1.2因时深化,逐渐覆盖.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三个阶段本身就很好说明了这个特点,例如,第二阶段军事战略路线中“效法汉高”的根本宗旨就是深化了第一阶段不破不立的霸业战略宗旨;第三阶段军事战略路线的实施步骤---先攻占巴蜀、次取道襄阳北伐的“两步走”,覆盖了第二阶段先兼并荆楚、次建号帝王、再图取天下的“三步走”.

2.1.3胆识超绝,长于用奇.我们知道,晚期周瑜曾在“江陵上疏”中向孙权提出了一个挟制刘备的大胆计划,最后没有为孙权所采纳,但是它是配合兼并巴蜀计划的奇诡之策,乃至于刘备若干年后还发出“殆不免周瑜之手”的惊叹。“诣京复议”是周瑜胆量和见识的结晶体,孙氏群臣同处周瑜之立场与视域,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思周瑜之所思,提出一个类似周氏战略的战略计策,这足以见证周瑜的胆识过人。

2.1.4精于料算敌方虚实.赤壁之战前周瑜的拒操二策---“御前决议”和“夜下再议”,就集中反映了周瑜料敌虚实的能力。这两策对孙曹双方的军事实力和转弱为强、以少胜多的战略条件作了透彻的分析。在“御前决议”中,周瑜认为,曹操自恃庞大军事力量,以为所向无敌,实际上他也有四大用兵隐患:其一,北方地区人心未安,而曹军远征荆州,战线过长,后勤给养困难,另外军队庞大,物资消耗惊人,这势必加剧北方地区的徭役赋税负担,容易引发当地士民的反抗,所以曹操难以在荆州持久作战;其二,马超、韩遂割据关西,威胁许洛,也限制了曹操全力以赴、持久作战的决心;其三,江南地势崎岖,河网密布,阻碍了曹军骑兵优势战力的发挥,却有利于发挥孙氏水军机动作战的特长;其四,曹军客地作战,水土不服,容易滋生疾病,其战斗力大受影响。之后,他在“夜下再议”中又显示了其把握敌情的过人能力,以为曹军实际数量不过二十几万人,其中本部中国军团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已属疲惫之师;而新附荆州军团政治立场并不十分坚定,很难真心诚意地配合客军作战。可见,曹操军队中所存在的这些固有的虚弱之处,正是孙氏军团战胜曹军的有利条件,是促使孙氏政权由战略劣势向战略优势转化的客观条件。

2.1.5善于把握战略机会.关于三国时代各路英雄对于战略机会或战略机遇的认识,刘备与刘表的一段对话最为显著。《蜀书·先主传》有这么一句:“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裴松之为之作注,援引了《汉晋春秋》中一段记述:“曹公自柳城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乎?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

备、表二人所谓的“大会”、“事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战略机会,它通常表现为一个展开战略行动的最佳时间段,短不少于一个季节,否则很难满足行军期限的要求;长可能绵延数年,乃至数十年。对于比较长的时间段,我们又会称之为战略机遇期。“诣京复议”中的一段话最能体现周瑜善于把握战略机会的能力,现按列如下:“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正是有了对建安十四年前后战略机遇的这种认识,周瑜才会设计了一个宏大的军事战略路线。

2.2周氏军事战略路线发展的内在逻辑

根据此前对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容所作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发展逻辑。第一阶段确定了一个战略依托的基本地理版图(兼并荆楚,统一荆扬),推出了一个战略行动可供借鉴的历史类型(定都江陵、北向争衡的楚人模式);第二阶段提出了一个新式的战略宗旨(抛弃霸业、创建帝业),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建国模式(效法汉高、擒杀曹氏的帝业模式);第三阶段勾勒了一个战略依托的完整地理版图(贯通荆扬益三州),制定了一个宏大壮烈的战略路线(“得蜀而并张鲁”、“据襄阳以蹙操”)。总而言之,第一阶段孕育了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生命,第二阶段诞生了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灵魂,第三阶段成长出周氏军事战略路线的躯干。

3周瑜军事战略思想的历史遗产

周瑜军事战略的思想成果是多方面的,这里提炼的主要是他的历史遗产。我们觉得,作为军事战略家的历史遗产有两个衡量标准:首先,它不完全是那些在实战中发展出来的并在兵学著作中得到充分论述的战略原则、素养和精神,也包括那些通过影响后代军事家的战略取向进而影响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行动模式;其次,它主要是那些前无古人的发明创造,而不是那些前人战略思想在当下的成功复制。周瑜战略思想的历史遗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提出了“取法汉高”的战略宗旨,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尧舜禅让”、“少康中兴”和“汤武革命”等三者之外的第四种建国模式---“汉高创业”,发展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三代而下,赢秦代周,一统天下,其建国路线原本是效法汤武革命的,但是不幸被后代儒生赋予了更多的暴虐成分,于是不被后代建国者所乐道。王莽顺应时流、代汉自立是一种取法“尧舜禅让”的建国模式;刘秀以刘氏旁支孽子的身份,扛起复兴高祖大业的旗帜,扫灭群雄,兴复汉室,自始至终遵循的是一种“少康中兴”的建国模式;曹操父子篡汉自立实际上是一种先尊奉“桓文勤王”、后取法“尧舜禅让”的建国模式,其父子两代人经历了从霸业到帝业的跨越;诸葛亮辅佐刘备,起初也无非是奉行桓文之事,只是后来曹丕篡汉自立之后,汉帝不复存在,于是其君臣上下即以正统自居,远有少康伟业,近有光武成例,故而其君臣所行之事就显得更为正义了。可以说,三代之下,到汉末为止,经过嬴政、王莽、刘秀三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已经确立了三种可供后人借鉴和选择的建国模式:“汤武革命”、“尧舜禅让”和“少康中兴”.就当时形势而言---孙权既非刘氏、曹操不可卒除而献帝尚未失德,此三种建国模式,孙权政权无一可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瑜肃二人深谙此理,于是为孙氏政权提出了“取法汉高”的战略宗旨,开创了孙氏帝业的政治思想基础。这对后世的历史影响尤为深远,此自不待言。

3.2规划了左抱巴蜀、右拥吴越、背靠南海、中居荆楚、全据长江,退可以凭山川关塞之险固抗衡北国以中分天下,进可以沿秦岭-江汉-江淮三线择机出击以图取中原的军事战略态势,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对峙现象的军事地理思想根基。周瑜晚期军事战略路线的前一步骤已经敲定了孙氏政权占据荆扬益三州与曹氏中分天下的帝业规模,无论此后周瑜的战略步骤是否会选择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从江汉一线沿南阳盆地突击许洛的中央突破式作战思路,只要孙曹南北中分天下的局面一旦形成,就会出现据有荆扬益三州、退可以凭山川关塞之险固抗衡北国以中分天下、进可以沿秦岭-江汉-江淮三线择机出击以图取中原的军事战略态势。这是周瑜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军事战略成果。至于周瑜为何如此钟情于选择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从江汉一线沿南阳盆地突击许洛的中央突破式作战思路,恐怕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周瑜本人的楚人情结,这早已充分流露在其早期军事战略文献---“母前定议”中,这里就不再赘述。其二是基于南中国军事地理形势的理性考量,我们知道荆州处于南中国军事地理中枢的位置,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诚如王恩涌先生所言:“在南方,长江流域自上而下的四川盆地、两湖平原及长江下游地区恰与益、荆、扬三州的行政划分大体相符”;“荆州两湖平原这个自然区介于四川盆地与东面的长江下游之间,通过长江与上下两自然区相联系。其北与中原地区虽有桐柏山与大别山作为屏障,但汉水支流唐河、白河所形成的南阳盆地却是进入中原的捷径。所以荆州正好介于北方中原与益、扬之间,地理形势非常特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荆州由于居于长江中游,所据长江水道江面宽阔、联系颇为方便;往北通过南阳,越过伏牛山低矮丘陵,可进入许都的郊野;向西经三峡及四川盆地的内河能到达其核心区的成都平原”,是“处于军事割据与抗衡的中枢区域”.

周瑜深谙此中真谛,所以才会选择以襄阳为前沿作战基地、集中优势兵力、从江汉一线正面突击许洛的中央突破式作战思路。然而造化没有给予周瑜实践他伟大的军事战略路线的寿命和机会(孙权和鲁肃否决了他的挟制刘备计划,大大增加了其贯通荆扬益三州计划的实施难度),因而历史也就没能让他晚期的那个光辉的军事战略思想转化为实在的政治内容和成功范例。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影响了历史,因为后世的南朝统治者们往往效法孙吴政权定都江东的典故,而不是把政治军事中心设置在荆州地区。这种路径依赖的可能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南朝消灭北朝、统一华夏的政治现象。思虑及此,不禁令人唏嘘。

3.3展现了不屈不挠、逆势进取的典范事例,丰富了中国古代以弱克强、以少胜多、大智大勇者胜的历史内容。历史发展的道路不具有唯一性,胆识小者谋其小者,鲁肃之智略只能谋定鼎足江东以限江自保之势;胆识大者谋其大者,周瑜之智略能够谋定中分天下以龙争中原之势。大争之世,执政者战略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政权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此后数十年的地缘政治走向,影响了此后数十年历史发展的具体路径。

是孙曹两强南北对峙争胜,还是吴蜀两弱联盟以抗强魏?建安十五年前后,华夏政局何去何从?其从周瑜乎?其从诸葛乎?惜哉,其从诸葛矣!后世谋局者可以之为镜。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胆量攸关一个政权战略路线的制定与实施,事关一个国家的盛衰荣枯,决定了历史流程中某些阶段的具体内容。是限江自保以贻子孙之忧,庙不血食,还是中分天下以馈子孙之福,世祚久延?建安十五年前后,孙权政权孰去孰从,从鲁肃乎?从周瑜乎?悲哉,其从鲁肃矣!孙权政权可以为后代英雄史鉴。

综上所述,周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他有一个内容完整而脉络清晰的军事战略思想体系,他设计了一个足以震动三国时代的军事战略路线,他还拥有一个几近完美的军事征战履历。本国的君主孙权赞赏他---“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邈焉难继”,缅怀他---“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孤非周公瑾,不帝矣”、“孤念公瑾岂有已矣”;盟国的君主刘备忌惮他---“殆不免周瑜之手”,谮害他---“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就为人臣耳”;敌国的君主曹操拉拢他---“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叹恨他---“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周瑜军事战略路线集中体现在周瑜的军事战略计划中,周瑜军事战略路线的产生与发展分为产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江陵上疏”和“诣京复议”是周瑜军事战略路线晚期的杰作,它展现了周瑜收服刘备、兼并巴蜀、全据荆扬益三州以图北方的军事战略路线,显示了大战略家的视野和气魄,其思想为南北朝时代的军事家们所继承,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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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鲁肃

《三国演义》真是误人不浅,东吴的大政治家鲁肃本是胸怀大志高瞻远瞩的一流人物,却被描绘成老实笨拙行为可笑的角色,我常想,历史真像一个名人说的,是任人涂抹装扮的小姑娘,可能打扮成绝世佳丽,也可能描为丑陋之极,全凭拿笔的人、刻刊的商、掌权者的左思右想。为什么写书的人要把鲁肃写成这样,可能要追到元杂剧,那是为了增加戏剧性,使戏耐看而为之,仅为此一点戏剧要求,就要贬低一个大政治家,真是委屈了鲁肃。

鲁肃是临淮东城人(今滁州西北),与周瑜同在袁术的地盘上,袁术有人才而不能用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但并非他不识人才,而是不能用(一是他不能用,二是人家也看他不起,不愿被他所用)。后袁术闻其大名起用他为东城长,他看袁术无纲纪,就携老扶幼百余人南下去投在居巢为长的周瑜。他在家乡的所作所为被人所斥责“鲁氏世衰,乃生此狂儿!”(引自《吴书》)原来他一生下来父亲就死了,他好舞枪弄剑,聚拢一批年轻人,给吃给穿(鲁肃家是大富豪),常去南山打猎,暗中调教这批人,讲武习兵,为今后大用做准备。原来他是有心计之人,看到东汉末年混乱,予先考虑以应不时之需。为什么要打猎呢?原来是遮人耳目。《三国志•鲁肃传》上说他“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标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在他后来确定要投江东时这些人全都自愿跟随他,约三百人分配病弱先行,强健断后的次序,前往居巢。州兵追踪而至,鲁率人与之对阵,拉满弓对追兵说:“卿等丈夫,当解大数。今日天下兵乱,有功弗赏,不追无罚,何为相逼乎?”同时他立了一个盾,射了几箭,全部洞穿,追兵既觉得鲁肃说得对,又顾虑打不过鲁肃这些人,于是放开自回去了。

鲁肃结识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周瑜,为居巢长时,周瑜曾到东城拜访鲁肃,并请求赞助粮食。鲁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当即以一囷相赠。因此成为深交。后来鲁肃随周瑜一起东渡投奔孙氏集团。因周瑜的推荐,孙权与鲁肃相见。这年他二十八岁。孙权与他一谈,很投机,于是众宾客退出,鲁肃也准备退出时,孙权单独留下他,一边饮酒一边谈话。他说了一次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话,相当于张紘之于孙策、诸葛亮之于刘备的决策性纲领性的意见。他说:“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復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釁。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个纲领性意见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他一扫当时腐儒的脱离实际的空想,欲倒退回春秋战国时期的,尊王攘夷共奖王室的设想,指出不仅今天行不通,就是在过去刘项相争时也已行不通了,做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其二他提出,鼎足江东的设想。理由是汉朝政府已不能领导全国,号令全国,而曹操以其强大的实力也是短期能除去的,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江东与之对立,静观时变,再作区处。其三,他提出了与诸葛亮相同的策略,攻取荆州,占领之,然后建立新的王朝。北方的曹操集团太强大,不能打,那就只能向西发展,把荆州作为目标。孙权听了这一番话,除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他不能在当时公开赞同外,他是基本上照办的。他那时刚接下权力,内部人事关系的调整,所辖地盘的反叛的镇压,都需要时间处理,经过两年,已经全部搞定。建安八年,孙权开始实施鲁肃的计划,攻击黄祖,进军荆州。前一段很顺利,打得黄祖无还手的机会,后一段,山越暴乱,后院起火,孙权不得不回军镇压。又过了二年,平定了山越,又开始打黄祖,“虏其人民而还”,明年又去打黄祖,这次收获巨大,杀黄祖、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为什么要虏人,因为孙权新划了许多新的郡县,需要充实人口,混编山越,以解决山越闹乱子的问题。应该说是鲁肃为孙权策划了立国的战略方针,他的《榻上对》,不亚于诸葛亮之于刘备的《隆中对》,周瑜虽是大军事家,领导东吴军队与刘备联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但他没有提供全盘战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鲁肃为孙权密陈国策,很合当时的局势,也合孙权的心意。

正当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刘表死,在大混乱、大变化的政治局面前,正是检验政治家把握政治大局能力的时候,许多机会是稍纵即逝,只有高明的政治家能准确地判断形势,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对策,抓紧机会,使局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鲁肃正是这样的政治家,他主动要求去荆州吊唁,他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盟结好;若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孙权同意,派他出使荆州。正在途中,得到刘琮已降曹操,他立刻判断此事的严重后果,曹操马上就会对东吴用兵,如何面对?只能与刘备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曹操,才是唯一的出路。他立刻转道,直接找刘备,在当阳长阪与刘备相遇,为刘备分析形势,提出两家联合才能共渡难关的结论。刘备也很高兴,联合是最佳的方案。他派诸葛亮出使孙权。诸葛亮也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策划了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对敌的军事行动,既保证了刘备集团的现时安全,又说服了孙权保证他的自身的利益,作为外交人员,他很很漂亮地完成了任务,显示了他清晰的政治思路明辩敏捷的口才,从此一跃成为刘备集团公认的决策层人物。

在对曹是战还是降的争论中,孙权集团中鲁肃虽是少数派,又归附孙氏集团晚,还被认为粗疏,谦下不足,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可是他却坚定的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大多数有权威的人提出的投降方案。以张昭为首的群臣说:“曹公豺虎也,今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衝鬬舰,乃以千数,操悉以浮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因此只有投降。孙权更衣时,鲁肃独自向他解答争论的问题,一是他说别人“专欲误将军,不足以图大事”,二说别人可降,独孙权不可降,众臣降操可得州、郡之位,而孙权投降何去何从谁也说不清。他觉得以他一人之力,难以对付众多大臣的意见,他向孙权建议召回周瑜来定大计。在这场生死存亡的争论中,他力排众议坚持抗曹的态度,又提出请周瑜回来以定大计。使孙权在一片投降声中由犹豫不决而转向坚定抗曹的立场,这是鲁肃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周瑜陈述了可以抗曹能致胜的理由之后,解除了孙权的顾虑,于是孙权终于公开说出了“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并断然抽出佩剑,削去案前桌一角曰:“诸将吏敢復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然后命周瑜为帥,鲁肃为赞军校尉,组织三万水军,及军用物资备齐,拉开了抗曹的序幕。鲁肃是东吴唯一一个认识到联合刘备重要性的政治家,并穿针引线,亲冒陷身敌阵的危险,找到刘备,诚恳地劝说两家联合,并同诸葛亮一起回江东,进行联合的前期工作。为什么孙权不能单独抗曹呢?刘备不是已被曹操打散了吗?这是因为以东吴一方的力量是难以抵抗曹操强大的军事压力的,必须以东吴与荆州两地的力量才能抗击曹操,但如果没有刘备来团结荆州的人民,就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多年以来东吴就与荆州尖锐对立,而且孙权对荆州还有屠城的纪录,靠孙权来组织荆州人民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刘备则在荆州多年,很有以人为本的声望,荆州士人多归之,在曹操收降荆州后,有许多荆州人士宁愿跟刘备逃奔,而不愿投曹操,也不愿投孙权。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刘备是荆州的代表,能有效地组织起荆州的力量联合孙权共同抗击曹操,这就是鲁肃所作工作的重要性。与之相比,周瑜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军事家,指挥赤壁之战,打得很漂亮,可是在政治上他略逊一筹。如果照他的做法拘留刘备于东吴,可能曹操就会统一中国,时间也会大大提前。当曹操听到孙权接受鲁肃的建议以土地资备,曹操正写字,一听这消息,顿时笔落于地。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鲁肃的政治远见。鲁肃在抗曹问题上是立场坚定的强硬派,而正是因为有他的坚持才迎来了一系列正确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力抗投降派,襄助周郎赤壁一战烧退曹军,还力主借荆州给刘备以树曹操之敌,在孙权集团中,鲁肃的政治远见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

鲁肃超越时人的最突出的眼光,乃是劝孙权联合刘备,共同抗曹。周瑜虽也坚持抗曹的立场,但他并没有看到结盟对抗曹的重要意义,俗话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不能以后来吕蒙等人夺荆州破坏同盟之事的成功而没出现受到刘备、曹魏的两面夹击,没出现危机,就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对的,在这点上,曹操的做法很高明,在北征三郡乌桓时,有不少人反对,《曹瞒传》上载“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曹操不愧为大政治家,他不因成功而否认前策的失误和危险,他还大度的肯定劝谏者是正确的,令他们今后还要大胆进言。相比之下,孙权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对鲁肃的正确意见多次批评,《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適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

从前所述,联合刘备抗曹,是孙权所认可的,虽然周瑜、吕蒙等人没表示过意见,但他们对共同抗曹是没意见的。所存在的问题在于,打退了曹军后,要不要给刘备一块地盘儿?鲁肃是主张给他一块地儿,而周瑜、吕范、吕蒙等人是不同意给他一块地盘儿,而且周瑜与吕范上书孙权要把刘备拘禁起来,周瑜说“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没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吕范在刘备去京口时,“范密请留备”;他们的着眼点在于刘备是个枭雄,以后会成为竞争对手,不如提早把他处理了,免为后患。孙权当时只所以没有那么做,他考虑“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擥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他的第一条,就是鲁肃的“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以他们当时的力量难以对抗曹操的吞并,而多树一些曹操的敌人,会减轻东吴的一些压力。而刘备英雄盖世,定能团结起荆州军众,正面抗击曹操。第二条,是孙权正确的估计,难以制住刘备。当时刘备已经取得荆州的南部四郡,他的关羽张飞是万人敌,还收编了刘表的荆州军众,虽然在曹操进入荆州后,刘琮投降,一些荆州军政人员不得已只能顺从降曹,可是中国人毕竟有故土难迁的情思,再加上历来的胜利者都对失败者给以令人难以接受的蔑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脱离让他们耻辱的地方。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刘备树起大旗,抗曹图存,本来他就在荆州礼贤下士很有人气,他又很策略的把刘琦推上荆州刺史的位置,荆州军政人员于是大批地来到刘备身边,《蜀书•先主传》“庐江雷绪率部数万口稽颡”,《江表传》“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这归来的军政人员多到一个公安县不能安顿了,可见所聚集的人数量相当可观。刘备还在周瑜注重沿江城邑之时,经营荆州南部郡县,“先主表琦为荆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引自《蜀书•先主传》)

这样来看,刘备有了一定的地盘,又有了相当数量的军政人员,与他原来在刘表寄寓作客时气象大为不同,他现在是一个有了实力的集团,也是不能小视的军事力量。以致孙权感到了有些威胁,“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如果孙权不采纳鲁肃的建议,而是把刘备当敌人像周瑜所说,软禁刘备,分开关张,把荆州当做自已的地盘,会怎么样呢?可以设想,一是刘备不会就范,刘备在曹操那里都能冲出来,以孙权的力量是限制不了刘备的,如果战端一开,刘备将是他的很大威胁。数郡之地,几万兵马,关张万人之敌,孙权不可能短时间消灭刘备;二是曹操一直担心刘备与孙权的联合,尤其是给刘备土地,因为刘备的组织能力太强,只要有块地盘,他就会很快壮大起来,以后就更难以制服他。这就是为什么“方作书,笔落于地”的原因。如果孙权与刘备为荆州数郡而大打出手,一是两败俱伤,二是曹操各个击破就非常容易了。就是孙权打败了刘备,荆州的军政士庶也不会投到他孙权那里,反而会跑到曹操那去,会减少大批反曹的力量,一增一减,就以孙权那点力量与曹操数十万大军相抗衡,是没有胜机的,因为孙权与曹魏作战十余次仅有一两次的胜利,其他全是败绩。

鲁肃是有远见的,他不仅仅看眼前的利益,他更关注长远的军事力量的对比,还要策划如何对付随时随地曹军发动的军事进攻。历史资料所记,在赤壁大战后,曹操一直没停对孙权江东的进攻,建安十六年,“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建安十九年,“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杆权,权乘骏马越津桥得去。”;建安二十一年,“冬,曹次于居巢,遂攻濡须。”在几次军事行动中,因为有刘备在西部的牵制,使曹军还不能全力对孙权,从而使孙权面临的压力大为减轻。以两个小国对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能保持平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常被人们所忽略:孙刘两家在赤壁后一直是互相支持,东西用兵,以牵制曹魏集中对一家进行打击。赤壁之战后,曹操的报复性战争一直没停,他也明白如果相对的平静下来,两个政治集团就会坐大。建安十七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就是因为这样的机缘,成就了刘备拿下成都取了益州。建安二十年,就是那次孙权强夺荆州三郡之时,因刘备顾忌曹操正在进军汉中,对益州是个威胁,因此就与孙权妥协,平分荆州,然后双方按约定好的,同时对曹操展开军事进攻,“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懼失益州,使使求和。”刘备自回益州,布署对曹用兵,而孙权也按约定出兵于东,“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引自《吴书•吴主传》)后来刘备要报孙权夺荆州杀关羽之仇,与东吴进行了夷陵之战,这段时间是孙吴依附曹魏的时期,双方没有配合。后来,诸葛亮主持蜀国大政,两家又进行了沟通,黄武二年,“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三年夏,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建兴六年,也就是东吴的黄武七年,“亮出攻祁山”,为了配合,东吴“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魏将军曹)休于石亭。”这是孙刘恢复合作后的第一次军事配合,蜀汉没有收获,而东吴却有收获,他们诈骗曹军主将曹休,取得了成功。黄龙三年,“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魏将王凌,凌以军迎布。冬十月,权以大兵潜伏于阜陵候之,凌觉而走。”这一年为了配合,“亮复出军围祁山,始以木牛运。魏司马懿、张郃救祁山。”第三次的配合,是诸葛亮身体很成问题时所努力做的一次合作,嘉禾二年“权向合肥新城,遣将军全琮征六安,皆不克还。”蜀汉方面,“十一年冬,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第四次配合,是在嘉禾三年,“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拒亮,自率水军东征。”自此后,吴蜀的配合就不多了,因有一次魏国出兵南向,蜀国的大将军蒋琬没有发现魏之动向,采取牵制行动“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因而引起吴国大臣的不满,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很长时间,吴蜀两方面是互相配合,多方牵制,以使魏国不能集中兵力对一方用兵,以保持对魏的优势。从这也可看出鲁肃的战略决策是多么高明,两弱势政体,能和一个强势政治实体相持那么长的时间,不能不说是采取“多树操之敌”的结果。

吕蒙建言偷袭荆州,虽然侥幸得手,但实在是很危险的事。如果刘备不是自恃军旅经年骄傲自大,急燥冒进,相反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有耐心有计划的打击东吴;曹魏方面又不是想等双方打得筋疲力尽时再出兵的话,而是一开始就猛攻孙权的经济军事中心,孙权的偷袭荆州得手之日,很可能就是东吴崩溃之时。当然,一切历史问题都不能拿假如做根据,可是我们也不能肯定一些侥幸成功的错误的法。就像曹操所说“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曹丕在那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张辽臧霸率领,出洞口(安徽省和县西南);一路曹仁率领,出至濡须;一路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率领,到荆州的江陵,围困江陵。孙权赶紧派三路人马去抵挡曹魏的进攻,派诸葛瑾带潘璋杨粲救江陵;令朱桓死守濡须,抵抗曹仁;派吕范率五军,以水军抗击曹休。结果,吕范水军“溺死者数千”,大败而归,曹休等人又“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曹真“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破之。”只有朱桓那一路抗住了曹仁的进攻。看看曹军的攻势猛烈,几无抵抗之力,孙权只好卑躬屈膝向曹魏求情不要再攻,“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看看曹魏不好对付,就又转过头来向刘备求和,“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就为了一块地儿,又是偷袭(不那么光明磊落),还向敌人低声下气,又脚踩两只船,还做两面派,你说累不累?丢了人格,还丧失了精神,难怪李宗吾说孙权是又厚又黑,脸皮之黑可能是三国历史上无人可比的,黑当然是黑,屠城嗜杀,残暴寡恩,可比于曹阿瞒。

鲁肃被小说写成很老实窝囊的样子,对荆州的索要也没一点办法,反而把关羽写得很大义凛然,其中单刀赴会,就写成是关羽不带军队,只一个人一把单刀就勇敢地去东吴军营,把鲁肃写成胆小怕事之人,这不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小说作者编写的,而且是把两个人的气概和言语写反了。《鲁肃传》上是这样写的“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吴书》有所不同,“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曰:「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羽曰:「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欲来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之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衍德隳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羽无以答。”这两个材料都是吴人所作,对会于何所,说法不一,一是鲁肃请关羽在他那儿找个地方,单刀相会,一是鲁肃到关羽那儿,“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怕鲁肃到关羽那不安全。以当时的情形而论,谁到谁那儿都不大可能,正是两军对恃之时,马上就要动起手来,主将跑到敌营去见面,是不合情理的。只能是他们找了一块前线的开阔地,以谈判解决问题,所以当时规定不得有重兵器,只能主将带一单刀护身,以此无武力威胁的方式相会。两个材料记载相同的地方是鲁肃都是义正词严,理直气壮的说理,而关羽则“无以答”或支吾搪塞“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虽然会见没做达成什么协议,但还是有了比较理想的结果,和平解决问题,平分荆州。这对两家都是最好的结果,没有造成政治危机,也没有让曹魏钻了空子。

鲁肃是着眼于不能在两个弱势政体之间发生冲突,否则就将很危险,这是非常正确的。他力主联刘结盟,又避免磨擦以求同心协力抗击曹军,成功地造成两弱对一强的均势。对于他这样一个从大局看问题的战略政治家,需要我们公正的给以恰当的评价,他是东吴集团中唯一一个既解决了问题,又不至于与同盟大动干戈,对吴的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影响,这样的政治家尤其非常难得。从历史的记录来看,鲁肃决不是那个老实胆小,总是被人愚弄的苯人,恰恰相反他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战略家,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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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东吴名将吕蒙

孙权与士族的矛盾是众人皆知的,周瑜的一飞冲天是他自己出色能力的体现,但偶然因素也不能忽略,如果不是曹操大举进军,我想一直驻扎在江东腹地的周瑜很难有发挥空间。老臣张昭同样郁郁不得志,虞翻还甚至差点成了孙权的刀下亡魂。

孙权对士族的忌惮应该来自于刚刚继位时的情形,当时士族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还爆发了几次叛乱,尽管在张昭、周瑜的斡旋和带领下,江东士族最终妥协,但这个阴影成了年幼孙权挥之不去的梦魇,影响着他一生的决策。

而吕蒙,一个战场上靠不要命拼出来的低级军官,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孙权看中,成了培养对象,成了江东支柱的预备力量。孙权对他寄予的希望,是为孙家牢牢掌握住兵权和命脉,防止士族再对孙家造成什么威胁。

吕蒙不要命,在他十六岁那年就有人这么说了。那时他的姐夫邓当是孙策的部将,多次讨伐山越。吕蒙好战,偷偷混进了姐夫的部队,邓当无论怎么劝阻也无法阻止年少的吕蒙。吕蒙的母亲知道后也非常生气,但是吕蒙说:“我不愿做贫贱的人,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博取富贵。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时邓当有个手下就嘲笑吕蒙说:“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准备把自己一身肉拿去喂老虎了。”后来还当面讥讽吕蒙,吕蒙年少轻狂,竟把这个官员杀了。他的傲骨就这样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

不久后,他的姐夫邓当去世,张昭推荐吕蒙接替了邓当的职务。孙策遇刺身亡,孙权在张昭和周瑜的极力拥护下继位,出于对士族的忌惮,他对很多私人部曲进行了整编,而偏偏对吕蒙却增加了部队人数。一股潮流需要代表,而吕蒙就是这股北方避乱者掌权的弄潮儿。他想跻身上流,孙权也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压制士族,于是两个人越走越近,关系开始逐渐升温。

吕蒙要发展,他便需要孙权的支持,需要孙权为他提供发挥能力的舞台。孙权也深知要为吕蒙立威,必须给他立功的机会。此时孙权在江夏与黄祖作战,刘表一边让黄祖负责防御,还派刘磐在长沙附近骚扰吴军,与此同时,山越叛乱频发,后援着火迫使孙权回军,他现派遣程普去海昬帮助太史慈打击刘磐,又派吕范讨平鄱阳的叛军,而吕蒙则在这一系列战事中有出色发挥,并且担任了叛乱最严重的地方长官。

如果这只能算是小试牛刀,是孙权检验吕蒙是否确实值得培养的练习场,那么接下来,吕蒙就要面对大阵仗了。207年,孙权大举进攻黄祖,尽管董袭和凌统率领着二百人的敢死队突破了黄祖严密布防的船阵,但由于是逆流,孙权部队进攻受阻。而黄祖则派出都督陈就顺江而下攻击吴军。吕蒙此战被孙权命为先锋,这是一个信号,让他亲情发挥的信号。吕蒙没有让孙权失望,他亲手斩杀敌酋陈就,使得大部队能够轻松取胜,包围夏口,最终大获全胜。孙权也不忘战后在众人面前拔高吕蒙的威信,他说:“这一仗能够打赢,首先得益于很快斩杀了陈就,这个功劳属于吕蒙。”于是吕蒙被封为横野中郎将,孙权还赏赐了千万计的钱财。

之后的赤壁之战,吕蒙作为部将跟随周瑜取得胜利。此前吕蒙虽然立功,但是显然还达不到统领全军的程度,他的功绩和声望还远不及周瑜,打赤壁这样的大仗还不行。关键时刻,只有周瑜这样能力出众,背景也雄厚的人才能镇住场面,让所有人都毫无怨言的听从指挥,让心高气傲的士族子弟服软、服气。没有家族背景支持,战功又并非极其显赫的吕蒙则做不到这点。

江陵攻防战是吕蒙继续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但此时,吴军内部矛盾凸显,老将程普作为北方流亡人士的代表,对士族代表周瑜有怨言,认为他们的职务都是都督,自己不必听从周瑜指挥。因此在讨论是否应该救援前去进攻夷陵的甘宁时,程普很可能便以并少不够分为由,跟周瑜唱起了对台戏。

作为孙权眼中未来江东的顶梁柱,作战能力仅仅是一个方面,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吕蒙急需检验的一门学问。但此时的吕蒙则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和高超的水准,他建议周瑜和自己亲自去救甘宁,大本营则由凌统暂时负责,并打包票说凌统能坚守十天。凌统虽然是江东人,但并非士族子弟,他跟父亲凌操都是亡命徒而已,也是靠玩命得以出人头地。这种职业军人,跟程普、吕蒙是不分彼此的。吕蒙这个建议立刻被周瑜批准,程普也再没有发出不同的声音,不但避免了内耗造成延误军机,也为自己在军中地位的树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能够调和周瑜、程普二人的矛盾,并非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后来吕蒙对孙权说:“当年周瑜和程普都是都督,关系又不和睦,差点因此坏了国家大事。”应该说的就是这次救援夷陵的事情,可见当时情况有多紧急,吕蒙面对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处理了人际关系,吕蒙又展现了异常灵活的跳跃性思维,他一转身就为周瑜救援夷陵的作战献出妙计,不但击退曹仁,而且提前安排,获得了敌军三百多匹战马。这队江东来说,也是宝贵的战争资源,吕蒙功不可没,展现出的才华让人叹为观止。

夺取夷陵后,益州的将领袭肃摄于吴军的压力,前来投降。周瑜便写信建议孙权收编他的部队,拨给吕蒙管辖。周瑜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利用这个事件,通过吕蒙来缓和与程普一派之间的矛盾。但吕蒙却考虑了另一个方面,即拿下荆州后的治理问题和后续发展问题。周瑜给兵,这是好意,至于要不要真的把兵留下,那就很关键了,如果留下周瑜给的兵,那程普就会怀疑吕蒙已经投靠了周瑜,士兵则是双方的交易。这并不利于缓和吴军内部的派系矛盾。而且对于袭肃来说也完全不一样,夺了他的兵,他就会后悔,他后悔就会有怨言,导致更多像袭肃一样左右为难的人不再选择投降江东。因此,吕蒙在给孙权的信中大肆夸奖袭肃一翻,认为对袭肃不但不应夺兵权,反而应该再给他增兵,当然,增兵说法是做样子给袭肃看的。孙权最终采纳吕蒙的建议,把袭肃的兵还了回去。江陵还没拿下,吕蒙已经看到了三步以后,他的大局观绝对属于一流。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吕蒙也十分老成,他既不收留周瑜给的兵,让程普起疑心,又竭尽所能的为周瑜解决头疼问题,两边讨好,用心调和。这时的吕蒙已经初具大将风范,接下来他需要的就是独立领兵,建立威望了。

一直以来,吕蒙都是作为勇猛的战将形象出现在江东朝野。孙权觉得,一个将来的国家方面大员,仅仅四肢发达远远不够,勇猛善战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他找来吕蒙和蒋钦,对两个人说今后好认真读书,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但吕蒙并没有孙权的意图,说自己军务繁忙,恐怕没有时间读书。孙权斥责他,说并不是要他去钻研经学做博士,并且例举了很多坚持读书的人。吕蒙此后果然发奋读书,凭借让人嫉妒到发疯的聪颖天资,吕蒙竟然完成了从一个猛将到智将的转变,堪称中国历史的奇迹。

周瑜去世,鲁肃接任。这个号称擅长陆战,却很少参战,军功上乏善可陈的人,始终不渝的宣传刘备会带给江东和平与未来。对于周瑜跟鲁肃的分歧,孙权经过反复衡量后选择支持鲁肃。周瑜的战略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支持,比如文武双全的将领吕范,就曾经提出过软禁刘备。而反观鲁肃,在他一力促成联刘备、借江陵的过程中,支持他的只有孙权一人。

其实,孙权的重点已经不是曹操或者刘备了,而是周瑜。周瑜赢下赤壁之战后在江东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是一呼百应,而偏偏他又是个士族,偏偏他又是孙策的死党。孙权要坐稳江东,首要对付士族,次要对付宗室,周瑜把这两点都占齐了,孙权不对付他对付谁?

于是在赤壁之战后,我们看到了奇怪的一幕:凡是周瑜的建议,孙权一定不采纳的。当然了,周瑜的二分天下之计最终在他抱病拜谒孙权后得到批准,而在说服孙权的过程中,周瑜甚至挖空心思的抛出让孙瑜将来统领西蜀的计划,妄图说动孙权。但他却没有想到,孙权不放心他,更不会放心孙瑜。孙权要的不是一个比他威望还高、能力还强的超级统帅,也不需要一个将来对他统治地位可能造成威胁的宗室,而是无背景、无党派的人才。而且他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干部储备,换句话说:荆州已经不是非周瑜不可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备不顾联盟,果断出兵阻截周瑜的入川部队,然后一代英杰痛快的死于瘟疫,解决了江东一个最主要问题。我有时经常会YY:刘备是不是得到了孙权偷偷摸摸递来的纸条,所以才如此作为,而孙权此后又毫无反应呢?

无论如何,孙权松了一口气,接下来要对付的就是外敌了。此时鲁肃路过吕蒙的防地,因为当初吕蒙粗矿好战,书生鲁肃很看不起这样没有教养,甚至没有文化的蠢(和谐)货,时常对吕蒙嗤之以鼻。而他身边的人提醒他:吕蒙最近越来越红了,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于是鲁肃就这样并不太情愿的来到吕蒙驻地,算是慰问部下。

席间,吕蒙提出了刘备并不可靠的言论,建议鲁肃提早准备,防患于未然,并且为鲁肃提出了五个战略方案,惊的鲁肃听完就跳过饭桌来到吕蒙面前,抚着他的后背感叹:“吕子明啊吕子明,你的学问怎么居然就达到了这种境界!”古人避席是一种尊敬,避席就是离开自己跪着的席子。而鲁肃不但避席,而且忘乎所以的跳过桌子去抚吕蒙的背,简直都有些失礼了。从这样的举动中,不难看出吕蒙为鲁肃谋划的方略,已经超出了所有人想象,恐怕连鲁肃也是望尘莫及的。

此外,吕蒙也时常注意跟孙权的关系。他的驻地与成当、宋定、徐顾的驻地相邻,三个将领相继去世,而各自儿女还小,所以孙权准备把这几个人的部曲都整编给吕蒙。但吕蒙固辞说:“他们三人的子女虽然幼小,但是他们都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不要亏待了他们的后代吧。”对于这件事,吕蒙连续三次上书请辞,孙权才最终答应,把三人的部曲还给了他们的子弟,而吕蒙则为三个人的后代忙前忙后,甚至为他们找老师。这件事里,除了表明吕蒙有情有义外,还能看出他吸取了周瑜的教训,为了让孙权对自己放心,吕蒙这是第二次做出拒绝增加部曲的举动。不要兵就是没野心,没野心孙权才放心。不然吕蒙何苦为几个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人,连续三次上书驳孙权的面子呢?

在这之后,吕蒙开始在孙权身边谋划,是孙权亲自检验他的时间了。首先,他率兵击退了经常在皖城附近骚扰的曹操将领谢奇,打的对方连带部下和老婆孩子一股脑投降。之后,吕蒙跟随孙权抵抗曹操入侵,在他的一系列谋划和策划下,曹操望着吴军整齐的军阵和严密的布防,留下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后率军返回。再之后,吕蒙跟随孙权讨伐皖城朱光,孙权采纳吕蒙的建议,放弃使用攻城器具,而用大军四面围攻,结果不到一顿饭时间就拿下城池。平定庐江后,庐陵郡又起叛乱,孙权派了很多将领去都搞不定。于是孙权感叹:“一百只燕子也不如一只老鹰啊!”,派吕蒙去,很快平定叛乱,杀死首恶。

经过近十年的磨练,吕蒙已经成了吴军中的骄傲,他的部队也成了一支王牌军,江东的新统帅呼之欲出,他作战勇猛,善用诡计,兼正与奇。战略眼光也很独到,常常走一步看三步,让人折服。他又能很好的处理人际关系,让各种势力、各种人群的将领、人才都能找到共同点,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吕蒙的飞速提升让江东充满了希望。

正在这时,已经取得益州的刘备耍赖皮,满嘴借口就是不还荆州。于是,已经心里有底的孙权公开与刘备决裂,他一方面派鲁肃去益阳牵制关羽,一方面发兵攻取荆南三郡。而吕蒙则第一次作为全军统帅出征,目标是夺取三郡。

在荆州问题上,吕蒙持有与鲁肃相反的见解。他认为刘备这个人极不牢靠,跟他结盟无异于伴虎而眠。要解决江东的安全问题,必须把荆州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如果坐视刘备丰满,到时刘备是帮江东还是打江东就说不准了。因此他在自己之前为鲁肃提供的五个战略方案石沉大海后,便秘密给孙权直接上书,和盘托出自己的方案:偷袭荆州。

在吕蒙的这个方案中,所有涉及人员没有一个是江东士族子弟。扼守西边的猛将潘璋和在率领水军精锐在长江上四处支援的蒋钦都是草莽英雄,而负责坐镇南郡的孙皎虽然是宗室,但吕蒙的计划中,荆州已经被多股力量均分,互相钳制,孙皎纵有威胁,也不可能掀起太大波澜,况且这得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肯定和称赞,两个人心意相通,只是瞒着逐渐过气的鲁肃。

孙权还问过吕蒙关于夺取青徐的意见。吕蒙以一个资深战将的理解,为孙权做了全面分析,指出青徐的平地极利于曹操骑兵的突击,打青徐容易,守青徐难,得不偿失,不如把力量用在荆州上,不但难度小,而且更符合江东的利益。

几年后,鲁肃悄然去世,吕蒙被隆重的推上总指挥的宝座,他一上任就加倍给关羽灌迷魂汤,麻痹关羽,时刻为夺取荆州做好准备。

对于东吴来说,联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东吴的安全。但是自从刘备壮大以后,江东不但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安全,反而受到刘备的不断挑衅,甚至不如刘表时期,至少刘表没有野心。因此,夺取荆州必须要做的。

一切都向着江东期待的那样发展,关羽北伐襄樊并不顺利,他有后顾之忧,并没有倾尽全力攻打樊城。此时吕蒙需要想办法解除关羽在荆州内的一切军事防御,袭击荆州必须像狙击手一样精准、快速、致命,否则江东将很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战争泥潭。因此,吕蒙建议以病危为由,让孙权把自己招回建业,转而任命名气不大的陆逊代理职务。为了避免一切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吕蒙与陆逊做了一次长谈,让吕蒙兴奋的是,陆逊同样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在荆州问题以及如何对付关羽的问题上,陆逊的意见简直跟自己不谋而合。

天助江东!陆逊赴任后加紧了向关羽灌迷魂汤,他在给关羽的信中极尽卑微之词,把关羽碰到了天上。

在东吴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关羽果然大意了,他在随后调走了几乎全部后方主力,空虚的荆州就如同一个酒醉不醒的美女,任东吴肆意“蹂躏”。吕蒙这一惊天“大阴谋”完美的达到了预期效果。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直以来吕蒙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孙权火速批准发兵,并向曹魏暗送秋波,做好夺取荆州的一系列准备。

发难之日,吕蒙仍然没有兴高采烈的派兵大举入侵,反而竭尽所能的确保万无一失,他让士兵扮作客商,而精兵劲卒则藏在船舱内满混过关,一举将寻阳江边的关羽侦察部队全部俘虏,使得刘备一方全都蒙在鼓里。面对从天而降的吴军,江陵和**放弃抵抗,出城投降。

对于荆州,东吴是打算长期经营的,因此极有必要拉拢和安抚当地人。吕蒙命令部下不得妄自骚扰百姓,不得擅取百姓财物,他有个老乡就因为拿了百姓的雨衣盖到铠甲上,结果被吕蒙处斩。此外,吕蒙还亲自登门抚恤弱势群体,有病的他给拿药,贫困的他给拿钱。这些举动极大的震慑了士兵,也得到了荆州百姓的一致认可跟拥护,最大的效应,莫过于完全瓦解了关羽士兵的斗志。在得知自己的家人不但没有遭殃,反而得到比以前更好的待遇后,关羽部队的士兵开始溃逃。此时,孙权也率领大部队到达寻阳,他命令朱然、潘璋切断关羽的退路,最终在临沮俘虏了关羽父子,并且处死,首级送给了曹操。——注意,杀死关羽的是孙权,吕蒙此时在江陵城内安抚百姓,并没有参与追击关羽的战斗。

荆州平定,孙权大喜过望,从最开始的提出想法,到整体策划、细节部署,再到最终的实施执行,吕蒙一手制造了这个让东吴扭转形势,甚至死里逃生的大项目,首功也毫无悬念的落在吕蒙手中。孙权二十年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吕蒙最终成长为优秀的军事家、战略家,把孙权急需的东西双手奉上。

但可惜的是,上天再次夺走了年轻“大都督”的生命,年仅四十二岁的吕蒙在夺取荆州的同一年因病去世,他去世前,拒绝了孙权赏赐给他的一亿钱,和五百斤黄金。这一年,名将孙皎和蒋钦也与吕蒙一同病逝,当初吕蒙的荆州蓝图中最重要的四人中有三人一同携手升天,东吴如同被诅咒一样眼看着宿将整体凋零。

在这些去世的宿将中,孙权对吕蒙最为痛心,他歇斯底里的下令,如果有人能治好吕蒙,赏赐千斤黄金。面对病痛折磨下的吕蒙,孙权心痛不已,他常常想去看望自己心中这位未来顶梁柱,但又怕打扰吕蒙休息,所以就偷偷在墙上钻孔看上几眼,见到吕蒙稍微能进食,孙权即高兴的手舞足蹈,若病情不好,则黯然神伤。孙权对吕蒙,是动了真感情。

吕蒙的一生是个奇迹,他从一个莽撞的勇夫,转变为智勇双全的将帅,指点江山,大气磅礴。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勇猛凶狠的斗将,也能看到一个冷静多智的谋臣,既能看到他正面冲锋粉碎敌军,又能看到他出奇不意战胜强敌。他的勇猛与智谋相辅相成,整齐划一,再加上他高瞻远瞩的智慧,对战略全局的掌控与卓越的洞察力,为将之道被吕蒙诠释的如此凌厉,军事的所有内容在吕蒙那里都有应用,而且运用自如,他在战场上不受拘束,灵活应对,他的才能堪比霍去病以及他的敌人曹操。

这样一个军事家,为人之道又很好,吕蒙起身平民,身份卑贱,因此他懂得社会疾苦,在别人眼中,吕蒙是一个热心肠,人情味极浓。蔡遗看不起他,他却不计前嫌,一力举荐蔡遗做太守。甘宁不顾信义诺言,杀死家童,吕蒙却仍然劝孙权容忍粗猛好杀的甘宁。他的人品如此,鲁肃和甘宁都十分佩服,相继去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下深厚的友谊。

我们不应该因为吕蒙策划并偷袭了荆州,就永远把他定格为奸险小人,作为东吴的将领,吕蒙有义务为江东做出自己的贡献。袭击荆州,不但为东吴夺得了主动权,也为被江东之主孙权所称赞。吕蒙的计划仅是夺取荆州而已,他没有进一步夺取西蜀的目标,该联盟时就联盟,该出手时就出手。他不像鲁肃那样死板,为联盟所累,导致江东山河日下。吕蒙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他比周瑜幸运,因为周瑜的赤壁大功已经江陵硕果都葬送在鲁肃手中,成了刘备的大餐,周瑜的努力付诸东流,让人不禁慨叹。幸好,这个悲剧没有重演,江东看到了过分倚赖盟友的恶果,吕蒙之后的数任荆州统帅再没有出现过类似错误。

孙权失去了吕蒙,也再没有完全信任过任何人。对于荆州,他始终在以当年吕蒙建议的那样进行安排,荆州没有绝对的统帅,有人镇江陵,也有人守西陵,有人守公侒,也有人守夏口、武昌。多个军事基地相互合作,也暗中相互牵制,他没有让当初周瑜那样无法破解的难题重新产生,这是吕蒙给他的思路。一直到吴国灭亡,荆州始终像吕蒙当初策划的那样,没有依靠盟友,也安然存在着,东吴有能力自己依靠荆州抵抗曹魏。即便灭亡前夕,荆州也是给予了晋军最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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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评价---陆逊乃是三国第一人

最近在翻阅《三国志.吴书》时,无意之中发现陈寿对周瑜鲁肃吕蒙等人只草草做了个合传,却浓墨重笔的替陆逊单独做传。作为一名出色的史学家,陈寿是没有偏爱的,此中的蹊跷告诉我:我应该重新审视陆逊的历史地位了。认真读罢《陆逊传》,掩卷暇思,颇有感慨。于三国中后期,陆逊出将为相,军事政治才略堪称国士无双,无奈时运不济,致使长期被人忽视,其历史地位与功绩始终得不到相应公正的评价。

不妨先来把陆逊同周瑜做一番比较,这样可以更好的认识陆逊卓越军事才干和彪炳战功。他们各自导演的两场大战役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乃是三国时的重头戏,在《三国志》里用了比较多的笔墨来详述这两次战役,这就为比较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陆逊破刘备比周瑜破曹操难度要大的多。赤壁之战前,诚如周瑜所言,孙权方面拥有众多优势,赤壁之战于孙刘联盟是一场占据地利人和有准备的防御战,于曹操方面则是一场凶险遭遇战。曹军内部隐患重重:远来疲敝不习水战,西北马超韩遂未平;荆州人心未归;隆冬补给不利,士兵多得疫病。反观联盟方,因强敌当前而空前团结,君臣上下用命;为保卫家国,士气旺盛。而最重要的同时也是被大多数人忽略一点是:于大江之中水战,曹方军力的优势根本无从发挥。曹军虽谋士云集猛将如雨,无奈多为北人,对此也一筹莫展。难怪周瑜能胸有成竹的说“精兵五万,自足制之”。

而在夷陵之战时,陆逊不但没有周瑜在赤壁时拥有的优势,反而面临周瑜所不曾有的诸多困难:首先,陆逊书生拜将,孙权虽力排众议,但这并不能使那些骄横的功臣宿将们心服,众将“各自矜恃,不相听从”。其次,刘备用兵的确成少负多,然而势变则事变,此时的刘备定益州夺汉中,即帝位大统,以汉室正统自居,人心皆思归附;倾全国之兵以九五之尊兴兵亲征。虽然在战略上明显是错误的,但于情于理于势,刘备都占据了上风。再次,此战于双方而言都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双方对峙数月之久,蜀军深入吴境扼守要害。陆逊无地利无天时,水军优势也无从发挥。此外,陆逊随吕蒙袭取荆州时不可避免的进行了杀掠,被荆州人视为残暴入侵者。闻刘备亲征,荆州人纷纷箪壶食饮相迎而附。一时间孙吴于荆州并不稳定的统治有土崩瓦解之势。被孙吴压制的武陵等诸蛮夷部落也乘机与刘备联合,形势更加严峻。

陆逊凭借的是他个人杰出的智慧与军事才干克服了如此多的困难,先是按剑而起慷慨呈辞弹压了不听节制的将领。接着强令不得出战,逐渐消磨蜀军高亢的士气。在驻军半年多的时间里,军令严明,与百姓秋毫无犯,逐渐赢回了丧失的民心。最后终于抓住破绽,一举而大破刘备,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取得了一场重要而辉煌的胜利,挽救了东吴的危亡。对胜利之后局势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明智地停止了追击转而防备曹魏的进犯,如孙桓所说“调度自有方耳”,也难怪吕蒙慧眼识才说他“意思深长,才堪负重。”于蜀汉方面而言,这场巨大的惨败让国力大损,从此完全失去了光复中原的实力。同时,刘备将辛苦一生积攒的本钱输得精光,再也无颜再回成都,于羞愧之中病逝在白帝城。

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赤壁火攻之策,并非出自周瑜,而是黄盖所献之计。《三国志.周瑜传》里记得清清楚楚: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而夷陵火烧连营之策,则是陆逊亲力亲为。如此看来,陆逊的智略比起周瑜来还要略胜一筹。

于战役本身的意义来说,两者都是极其重要并且影响到了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周瑜于赤壁之战开创了三国鼎立之初步格局,而陆逊于夷陵之战最终奠定这一鼎立之势,并由此确立了魏,蜀,吴三国之最终疆域范围。此后几十年,直至晋灭蜀吴,三国虽兵戎不断实力此消彼长,疆界却再也无重大变化。

由此可见,陆逊的战功与周瑜相较,实不惶多让,孙权曾与陆逊论周瑜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肯定了这一点。孙权也的确对陆逊加以信任与依仗,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君臣保持着和睦亲密的关系,孙权对陆逊信赖与恩荣在石亭之战后达到了顶峰。然而孙权日趋昏聩,在统治晚期不断残害忠良之士,陆逊也难逃厄运,被孙权屡遣使问责羞愤而死。

联想到在周瑜死时,孙权痛哭流涕的感叹“孤何赖哉?”,更说出了“孤念公瑾,岂有已乎?”这种感人的话,对陆逊的悲剧结局不能不感叹。没有周瑜,孙权诚然不能保有江东而南面称孤;但如果没了陆逊,孙权不但不能据有荆洲,江东六郡也不可保,更称不了帝。同为战功显赫的忠臣良将死后的境遇却有着天壤之别。陆逊不得善终,是陆逊个人之悲剧,也是孙吴政权之悲剧。

陆逊杰出的政治才能是被忽视的另一方面,他是少有的文能安邦武可定国的全才。相较之下,吕蒙与周瑜长于军事而短于政治,鲁肃则长于民政而短于军事,都不及陆逊全面。

顾雍死后,陆逊接任丞相,完成了由“出将”到“入相”的角色转换,人生价值得到了一次质的提升。孙权在诏书中评价陆逊的政治才干“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陆逊与孙权的治国理念相左,能得到孙权如此评价,殊为不易。

陆逊虽以武事著名,但他更是一位儒生,他每每称自己为书生,所以他的行为与政见完全合乎儒学伦理。这是因为。吴郡陆氏是江东儒学大族,为“吴郡四姓”(顾、陆、朱、张)之一,自东汉初便登上了政治舞台,到“孙吴时期家族势力达于极盛,历经两晋南朝维系不坠,数百年间,十数代人仕宦不绝,可谓江东第一盛门”。作为江东土著文化士族的代表,陆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主要崇尚儒家学说。早在汉代,陆氏已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儒学熏习,其代表人物多有良好的学养,陆逊的叔父陆康就曾为汉末针砭时弊的“清流”代表。

深受儒学影响的陆逊秉持正统的“仁”政观念,对孙权推行的申韩之术态度鲜明的表示反对,他指出“夫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也”,极力主张“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

陆逊治国理念的核心乃是劝农固本,惜养民力,在人才的选拔上要求重视品德,选拔忠良。联系三国中后期的形势,陆逊的主张是正确而有远见的。自东汉末年以来,军阀割据战乱不休,百姓困苦不堪,曹操诗中所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乃是当时社会底层的真实写照。在此种情况下,国家推行儒家的“仁”政,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是符合实际并且也是最为正确的选择。陆逊将这种理念贯彻到了领军作战之中,他以宽仁为本,对士兵爱护有加。对俘虏亦给予儒家特有的人道主义关怀,受到了边境人民的广泛拥戴,以致于敌境都多“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陆逊深知曹魏强大不可急图,制定的军事政策亦以保境安民为主,这于两国百姓而言都是莫大的福音。

然而孙权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不纳陆逊之良言,意图以严刑峻法治国,以“术”御臣民,统治后期重用酷吏残害大臣,相继引发了暨艳案与吕壹案。使得以陆逊为领袖的江东世族同孙权的矛盾日益激烈,双方不可避免的在“两宫”案中彻底决裂,其结果是江东儒学世族朝臣或被诛杀,或见流徙,而作为江东世族政治领袖的陆逊也被切责而死,江东的儒学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上遭到彻底的失败。随着陆逊的离世,江东儒学世族所要求的“仁”政最后的希望也宣告破灭,从此与孙氏离心离德。孙权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是他的短视使得孙吴政权失去了支持其统治的基础,也使得孙吴政权长治久安的希望丧失殆尽。“吴不待皓而亡”的观念已是普遍接受的共识。宋人叶适对此有一段评论“由今观之,权不能如陆逊所言,享国久近,在其人心量广狭。权有地数千里,立国数十年,以力战为强,以独任为能,残民以逞,终无毫发爱利之意。身死而其后不复振,操术使之然也。”可谓一语中的。

事实上,陆逊对孙权的屡次坚决抗争违背了他一贯隐忍谦逊的性格。以他的智慧,不会不明白屡次犯颜直谏并不会有多大效果。他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儒家政治理念和正统观念。在真正的儒者心目中,这种传统精神理念是超越了一切功利现实的。正是这样的理念支配下,陆逊以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兴衰为代价,与其所不认同的皇权进行较量。这正是汉魏之际儒学之士忠义的本质所在。

将陆逊的政治思想同当时的其他政治家做一番比较,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孙权最为推崇的曹操,亦用申韩之术,刑法苛刻,使得曹魏渐失民心。在选用人才时高举实用主义旗帜。他在世时尚能御众。身死后,司马氏篡魏,士大夫纷纷弃曹氏如敝履。曹操于此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另一重要人物诸葛亮也是如此,《三国志》对他的民政才能颇多溢美之言辞,不足全信。诸葛亮重法轻仁,集大权于一身,事无巨细都躬身亲为,导致国家人才凋零,出现了“蜀中无大将”的局面,居偏僻弱国,不保境安民反而连年征战。加速了蜀国的衰微。相较之下,更能凸显陆逊的卓越之处。

大多数人对三国时期人物的印象都是由《三国演义》而来,这部小说逐渐发展为历史的普及启蒙读物,这于真实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并非是幸事,书中掺和着大量的作者不客观的历史态度和强烈的情感取向,并且有许多虚构的内容。作者罗贯中于《三国演义》中处处扬蜀贬魏。最为突出表现是蜀汉集团中的两位核心人物刘备与诸葛亮的形象被无限拔高。作者很自然的将刘备的夷陵惨败尽量淡化处理,将战役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客观而非主观,换言之,尽可能的替刘备开脱责任和避免谈及失败的恶果。很显然,这样做直接导致了陆逊的功绩与才干在《三国演义》里被无情抹杀。但历史毕竟是严肃的,她不是由人随意打扮小姑娘,我们应当还原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本来面目并给予中肯公称的评价。因此,对陆逊的历史地位也应当有个重新的审视。无论于军事还是政治,陆逊都是非常杰出的。金圣叹评价陆逊乃是三国第一人,并非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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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剖析江东四英杰的思想差异及形成原因

东吴的立国建国,除了孙氏兄弟自身的雄才大略,就是依靠大量人才,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吴四英杰,他们在吴国的立国建国中前赴后继,对孙吴的建立和兴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三国志中对四人的功绩都有有高度的评价,这里不在赘述。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主张用阶级集团的观念来分析历史人物,从人物背景来分析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战略主张,这样才能比较科学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本着这个观点,本文也姑且妄论四英杰思想理念的差异及形成原因。

四杰中周瑜陆逊被称为儒将,所谓儒将,当然是能识文断字的,但却并不是指具体能否作赋咏诗,而是指他身上的儒雅之气,一种思想的境界,江东四杰中周瑜和陆逊担得起儒将之名,那是和他们的出生有很大关系,首先把这两人放在一起比较。

在四英杰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周瑜,策令曰:“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杨,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者也。”孙权也与陆逊说过:“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吾非公瑾,不帝也。”孙吴前后两位君主都对周瑜有非常高的评价,可见周瑜在孙吴建国中的功绩。

作为四英杰之首的周瑜出生世族,祖上好几代人都有做过汉室高官的,父亲为洛阳令,“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间,出入从车常百余乘。”周瑜也曾“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孙策下江东资以船粮,可以看出周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很有实力,是属于典型的世族(或称士族)。而士族和庶族、豪强的区别,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不在于财富的多寡,在于文化上的区别,田余庆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汉末玄学尚未兴起,主要是经学致用,因此习经成为士族子弟的必修课,是通向仕途的必要条件,尚儒学,重礼法是是士族的特点。周瑜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按照他们士族名流陈番标榜的是属于:“不扶自直,不镂自雕”的天生好胚子,小小年纪就可以“恩信著于庐江”。抛开血统论来说,的确出生于士族家庭的周瑜,不管自愿与否,耳濡目染,儒家文化的浸润都是抹杀不掉的,因此在周瑜思想行为上的确表现出忠仁智勇的儒家风范。

周瑜之后,作为四杰中可以“继之”的陆逊,则是出身与吴郡四大家族的的陆家,陆家是江东大族,因此陆逊本人深受儒学的影响,恪守礼法。陆逊中晚年,在辅助太子登时,常以儒学礼法要求太子登,当时留在武昌的还有其他皇子,建昌候孙虑不务正业,陆逊正色地说:“君候宜勤览经典以自新益,用此何为”,在二宫(后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构争的政治斗争中则站在太子孙和一边,表现出儒家严正的正统观,在孙权后期,法律过严,陆逊建议宽法待下,反映出他的反法尊儒思想。

周瑜和陆逊都是品行高洁,志向宏博的儒雅君子,与他们家族儒学熏陶分不开的。但是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很大差别,这差别则源于他们所属的集团,周瑜是属于孙策南下的淮泗将领的中坚分子,是南下干部,他和孙策南下的时候只是想在江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北推进,从孙策欲袭许都和周瑜诣京见孙权的二分天下进而进一步以图北方的计划中窥见:他们志在中原。

周瑜的志存高远,应当从他所属的的阶级集团来分析,作为淮泗集团的重要将领,周瑜的根基不在江东,周瑜的后代湮没不名,从孙权一方来看,江东已经有了本土大族,为了政权的稳定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孙权肯定不愿意再扶持新的豪强,纵观江东淮泗将领和北流士人的后代都没有成为新一代门阀。从周瑜这方面来看,他的家族在董卓之乱时比他年长的精英凋零殆尽,后来周瑜跟着孙策下江东,周氏家族可能也没有做到举族而迁,因为不是本地士族,没有举族而迁,后代也就无宗族势力可依仗,无法通过乡议得到名声,从而顺利进入仕途,所以他的后人没有出现陆氏家族那种东边不亮西边亮的状况。正因为周瑜根基不在江东,他也没有把江东看作政权的归属地,他希望的就是早日夺取北方,重新恢复和拓展先前的基业。

除此之外周瑜的心系北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周瑜生于东汉末年,当时北方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儒家思想的禁锢有所松懈,出现了一些新思潮,这主要表现在一些敏感的士人反对严酷的教条化、程式化、虚伪化的儒家礼法,以各种怪诞的方式伸展和表现其个性,甚至包括一些经师大儒,如孔融等。周瑜的父亲曾为洛阳令,周瑜很可能在京都洛阳度过一些时光,这些新思潮对他也应当有影响,因此他有通脱的一面,比如“曲有误,周郎顾”,甚至是叛逆的一面,如他私下劝鲁肃的一段话。又由于周瑜祖上几代人都进入了中央核心部门,再加上周家是明经起家,正统观念较重,周瑜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把正朔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他不安于偏安,总是心存中原。在离经叛道和遵从正统的双重思想的指导下,周瑜表现出独特的行事风度和战略眼光,一方面他并不死抱着汉室这块腐朽的招牌不放,并且认为汉家气数已尽,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认为要建立政权就必须是一个正统的政权,这个政权“郊祀当於中土”才算正统,所以他总是念念不忘以图北方,总是想着“打回北方去,解放全中国”。

陆逊与周瑜不同,他是江东大族陆氏家族的一员,江东大族是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的土著豪族,他们在江东定居已久,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宗族势力称雄乡里。江东陆氏本与孙氏有毁家之仇,但是在孙氏基本站稳江东之后,作为纲纪门户的陆逊还是忍辱负重地出来出仕孙氏政权,并且逐渐崭露头角,最后成为孙吴政权的重要将领。陆逊作为江东大族代表,他的根基在江东,为了自身集团的利益,他更主张拥众自保,反对把有限的物力人力消耗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上,但是对于外来入侵的战争却非常积极地抵抗。而且由于此时汉室已经不存在,三国格局已形成,作为土著的地方大族代表,陆逊对于是否“郊祀中土”并不在乎,并且江东土族大族北迁,未必能和中原门阀抗衡,后来孙吴灭国后陆逊后人陆机陆云流寓北方后就不得不党阿贾谧,最后落得毁家灭族就是很好的反证。因为这些因素,陆逊的战略思想就是偏安江东,力保江东的稳定发展。

四英杰中主张偏安的还有鲁肃,但是与陆逊不一样的是鲁肃的临淮东城人,是属于北方流寓之士,按说他也应当心系北方,为何又主张偏安一隅呢?这就应当从他所属阶级来剖析。

鲁肃“家富於财”,周瑜带兵求粮时,他指囷相赠,出手阔绰,家资颇丰,后来他带着宗族乡人避难江东时“乃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馀人行”,看来也是一方不大不小的土豪。不过,鲁肃家族祖上却没有任何官宦经历的记载,从文化上来区分,很显然鲁肃是庶族代表。因为出生庶族,没有严格习经,不必拘守先儒章句,因此鲁肃思想显得放任,言行比较粗疏,他一见孙权就献榻上策,说汉室不可兴,让孙权“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其实这种看法,有识之士都是清楚的,但是当时汉室招牌还立在那里,这种有悖正统礼教的悖汉言论,会成为众矢之的,儒学之士不屑为之。此外作为庶族集团,缺少的不是资财,而是政治地位,鲁肃作为江北庶族人士,更可望在政治上得到发展,更渴望乱中获胜,通过新政权的建立来确立其政治地位,因此他极力主张建立偏安政权,对于是否正统他是不在乎的。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肃极力主张联合刘备,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内外环境的安稳,保证东吴的偏安。

四英杰中,只有来自淮泗集团的吕蒙家境贫寒,属于赤贫阶级,他十五六岁就投身军旅,依附姐夫,对于吕蒙来说“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他只有靠打拼摆脱自身的贫贱,他无路可选,在四人中,他对孙氏集团的依附最紧密。因为少时家贫,他失去读书的机会,完全不受那些正统观念的约束,所以对于孙氏建立的政权郊祀中土也好,郊祀南土也好他都无所谓,他没有抽象的理念,只有具体的战术,因为来自淮泗,所以他也像大多数淮泗将领一样希望通过扩张战争获取一些实际利益。而且吕蒙出身贫贱必须通过军功来提升自己的地位,他非常热衷于孙吴的对外扩张,热心于一城一池的争夺,由于吕蒙出生行伍,从最基层干起的,既有经验,人也非常聪明,具体的战术运用很得心应手,在荆州争夺站中兵不血刃就并非难事。当然吕蒙也是有志向有抱负的杰出青年,在地位不断提升的同时,他成年后始就学,做到“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在夺取荆州后“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怃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颇有国士之风,这与他积极提高自身修养分不开的。吕蒙所处的阶级,决定了他要牢牢地依附孙氏政权,和孙氏统治者更加同声共气,更加以孙权马首是瞻,所以在孙吴的扩张战争中他充当着急先锋,外在表现形式上表现得和周瑜一样激进,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区别,周瑜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用自己理念去影响孙权,吕蒙是实现孙权的愿望,把孙权的意愿转化为现实。

江东四杰都是孙吴国之栋梁,但由于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在思想上却各有差别,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战略眼光或战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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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迈曾点评说,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江东四杰都是孙吴国之栋梁,但由于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集团,在思想上却各有差别,进而表现出不同的战略眼光或战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