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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滥发货币,通货膨胀,与民争利,从中究竟捞了多少好处?

来源:讲历史2018-06-21 17:38:26责编:桂婷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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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太平天国起义从咸丰朝一直延续到同治前期,历时十余年,影响及于全国大部分省份,是清代规模是大的一次反清起义,对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对财政体制也造…

太平天国起义从咸丰朝一直延续到同治前期,历时十余年,影响及于全国大部分省份,是清代规模是大的一次反清起义,对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影响,对财政体制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咸丰皇帝滥发货币,通货膨胀,与民争利,从中究竟捞了多少好处?

在军事上遭受打击的同时,清朝的财政体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付窘迫的财政局面,清廷挖空心思敛财,包括创办厘金、实施捐输等等。

在此之外,咸丰皇帝还采取了一项历朝皇帝碰到财政困难就爱采取的办法:滥发货币,放任通货膨胀,以尽可能地搜刮钱财。

咸丰皇帝滥发货币,通货膨胀,与民争利,从中究竟捞了多少好处?

清朝实行银两和制钱并行的局面。民间日常交流以制钱为主,政府纳税则收银两。不过由于银钱比价的波动,两者之间的兑换关系颇为复杂。频繁波动的银钱兑换比价,也容易让普通百姓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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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顺治至乾隆时期,制钱大约七八百文合银一两,乾隆以后九百文合银一两,处于“银贱钱贵”的状况之下。嘉道以来,由于鸦片走私严重,白银大量外流,银钱比价急剧变化,变得银贵钱贱。咸丰二年(1852年),冯桂芬回忆:“二十年前,每两易制钱一千一二百文,十年以前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今易制钱几及二千文。”银贵钱贱对当时百姓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日常出入以钱为主,交税以银为主,转换之间,使其负担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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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兴后,道路梗阻,滇铜不能顺利运京,铸钱成本高昂,在这种情况下,铸造大钱虽然弊端极大,就成为弥补亏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咸丰三年,南京失守,三月十八日户部议准铸造当十、当五十这两种大钱。这一年年十一月,又开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同时将当十、当五十大钱减重铸造并添铸当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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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铸钱的铜原料不足,咸丰时还发行过铁钱和铅钱。铁钱于四年三月京师铸造,接着推行各省,面值有当一文的铁制钱和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的铁大钱。铅钱于咸丰四年六月在京铸造,面值有当一的铅制钱和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的铅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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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大钱的主要目的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缓解财政压力,因此铸大钱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使得币面价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铸钱是有成本的,铸钱的收益来自于成本和面值之间的差异。由于是按铸造若干制钱的工银数核给,有学者做过分析,认为平均每枚制钱大约为工银0.00045两、料钱0.3335文,按每两白银折制钱2000文的比例来看,则每枚制钱的工银约合制钱0.9文左右。不难发现,铸钱的面值越大,收益越高。如当千大钱,成本仅为81文,扣除成本,净盈余为919文。铜大钱如此,铁、铅钱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咸丰同治时期,在面临财政窘迫之后,清政府会如此热衷于强行铸造和发行大钱的原因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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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体系混乱,劣币驱逐良币,制钱很快被大量私稍,几近绝迹。大钱的发行还进一步导致银钱比价的据曲。咸丰以后,由于对外贸易出超,白银回流,道光以来的白银价格已经逐渐回落,但大钱的存在,使得一些地区银价不降反升。据彭泽益研究,同治时期的银价比咸丰初年上涨了16.5倍,高达每两白银合制钱28000文。

银钱比价的急剧变化和钱价暴跌的结果,必然是物价飞涨,百货腾贵。连乞丐都不愿意讨这种钱:“街市上鸠形鹄面之人沿门求乞,每铺止给水上漂一文,而乞者积至十文,始能易一当十大钱,而当十大钱又止值一制钱。似此艰难,何以为生?”“宗室亦有散而为盗者,纠众横行,劫夺仓米,犯案累累,藉非饥寒所迫,断不至此。”可见不光是普通老百姓,连以前的宗室也无以为生,只能铤而走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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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铸造大钱,咸丰时期还发行了官票和宝钞。官票以银两为单元,宝钞以钱文为单元,都是咸丰三年推行的货币政策。太平天国起,财政大窘,发行钞票遂成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案被提出。

咸丰二年二月十六日,咸丰帝发布上谕:“钞法由来已久,本朝初年亦行之。……仍著户部妥议速行,其各银号钱铺所用私票,仍令照常行用。”随后,官票开始试办。咸丰三年九月,清政府又另外发行宝钞。宝钞面值为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四千,后又添设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和一百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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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铸大钱一样,由于没有现银准备,官票和宝钞一经推出即大规模贬值。官方随即改变官票可在官银钱号兑取现银的承诺,规定“不准以银票搭解部库”,将最初的承诺也一笔勾销。

在清廷的强压之下,各省从咸丰四年初开始陆续设立官钱局,推行宝钞。可以预料的是,各级政府仍然坚持只放不收的办法,随着信用破产,又反过来进一步加速了官票和宝钞的贬值,从而造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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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票宝钞的推行给百姓带来无穷灾难。宝钞刚行,京城就“物价腾踊,民气愈蹙,大商小贾走相告语,谓毕生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虽三令五申,告以钞票即是银钱,而阳奉阴违,群存观望。”咸丰五年,长沙大钱、官票入市,民情惶恐,“旬日之间,商店纷纷歇业,几至罢市”。湖南巡抚骆秉彰不得不下令将大钱收回。不久,户部又将新铸钱钞八万两运到长沙,配搭兵饷,骆秉彰担心士兵哗变,只好将其存入仓库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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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事后统计,咸丰三年推行票钞至咸丰十年,户部共造银票900余万两,其中已掣字银票190余万两,造宝钞2400余万串,其中已掣字宝钞800余万串,因贬值严重,到咸丰末年皆成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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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咸同时期,通过铸大钱、发行官票宝钞,清廷极大地紊乱了金融市场。咸丰三年,面对复杂的市场和局势,很多富商直接将银两装运离京。为此,朝廷的应对之方不是加速流通,而是强行禁止。据大学士祁寯藻奏称:“京师为商贾荟萃之区,非银钱充足,坊市流通,不足以便民而裕国。近闻各商多有装载银两,盈千累万,纷纷出都之事,以致银价骤昂。若彼此效尤,恐根本重地将来财用匮乏,弊不胜言”。所以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一体发布告示,凡携带多银出京者,“一经查出,即行罚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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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频繁的铸发钱钞活动,清廷获得了大量的货币收入。据不完全统计,1853-1861年间,户部铸发新式银票978.12万两,大钱8765.14万串,京钱3073.38万吊,共折合银6129.03万两。而同一时期户部银库的收入仅为8600万两。可见通过货币发行,户部额外获得了银库收入70%的财富,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户部财政紧张的状况,有效地帮助了清廷渡过难关。

这也是为什么,咸丰皇帝热衷于通货膨胀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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