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化

孙元化

(西洋火炮专家)
本名:
孙元化
别称:
孙初阳,孙火东
所处时代:
明朝
人物简介:

孙元化(1581年—1632年)字初阳,号火东,上海川沙县高桥镇人,是西洋火炮专家。天启间举人。从徐光启学西洋火器法,孙承宗荐为兵部司务,在边筑台制炮,进兵部职方主事,崇祯初为职方郎中,三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五年叛将孔有德陷登州,被俘后放归。后遭首辅温体仁等诬陷,被冤杀。

著有《经武主编》等。

孙元化参与事件/话题
本名
孙元化
别称
孙初阳,孙火东
所处时代
明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地
上海川沙县高桥镇
出生时间
1581年
去世时间
1632年
主要作品
经武主编

人物生平

孙元化为一代儒将,其祖父孙抬是明给事中孙浚的后裔,居江东高桥镇(今上海浦东),有子3人。父亲孙继统,致力于诗作,不愿为官,后迁居嘉定。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孙元化出生在嘉定县高桥何家弄,后迁居嘉定县城。他“天资异敏,好奇略”,(光绪《嘉定县志·人物》)曾到上海县徐光启学馆受业。(程嘉燧《寿怀西徐翁序》)明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从徐光启学习火器和数学,只因热心西学,未能考中进士,遂放弃科举功名,潜心研究西学。

孙元化因恩师徐光启接触到西洋教士和西学。在徐光启入教后,他确认天主教能“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后,于天启元年(1621)在北京受洗入教,即邀请洋教士到家乡嘉定开教,遂使嘉定成为中国天主教活动中心之一。

天启二年(1622),辽省防务吃紧,孙元化向朝廷条呈《备京》、《防边》两策,受到朝廷的重视。兵部尚书孙承宗出任蓟辽经略,用孙元化筑台制炮主张,筑宁远城,孙主其事。(《明史·孙承宗传》)后经侯震旸保荐从军辽东,协同袁崇焕驻守宁远,对袁崇焕等帮助极大,袁崇焕誉为“识慧两精”。次年,孙助袁崇焕守宁远,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率6万大军号称20万猛攻宁远,明军城头共布置有11门大炮,威力惊人,努尔哈赤身受重伤,七个月后病死,史称“宁远大捷”。事实证明筑台制炮是抗金最佳方略。

由于奸人魏忠贤专权,袁崇焕被迫引退,孙元化也被罢官回乡。

崇祯元年(1628),崇祯接位,诛杀魏忠贤,袁崇焕复出,点名要孙元化襄赞辽省军务。第二年,金兵直犯北京,多疑的崇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袁崇焕。孙元化在关内关外隔绝的困境中,团结将士,借助西洋大炮,驻防的八城、二十四堡屹立不动(光绪《嘉定县志·人物》)。

孙元化力主以广宁为抗金前沿阵地,逐步向前推进。明廷未采纳其正确主张。崇祯三年一月,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兵部尚书梁廷栋破格荐用孙元化升登、莱二州巡抚。孙元化在登州网罗西学英才,大胆募用西士,组建一支有27名欧人的外籍军团,使登州成为“东陲之西学堡垒”(方豪《中西交通史》)。后袁崇焕杀毛文龙,皮岛旧将哗变,登莱巡抚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人。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

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锦县),祖大寿围于城内,粮尽援绝。孙元化奉命派兵赴援。孙元化抚登时,辽人避战乱居山东者十万余人,孙认为辽人可用,重用了一批辽将,今要赴援辽省,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抢劫哗变。孔有德受毛文龙旧部李九成之子李应元的煽动,在吴桥发动叛乱,史称“吴桥兵变”。后孔有德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孙元化急令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与总兵官张可大发兵抗击,两路成合击之势。然张焘与孔有德旧识,张焘的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而张可大部大败。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陈光福等,举火开门响应,崇祯五年(1632)一月登州失陷。总兵张可大自杀,孙元化战败自刎未遂,为叛军所俘。囹圄中的孙元化对孔有德等叛将晓以利害,明以大义,孔有德回心转意,请求招安。朝廷也同意孙元化带罪招抚,但巡按王道纯藏匿了诏书,叛军长时间求招安不得,复乱。孙元化又说服叛军,让他回朝陈明真相。孙元化返京之际,王道纯袭击叛军,致使叛军反复,攻陷莱州,乱事扩大。兵变发生后,朝中多言孙元化已反。三月孙元化、余大成等人被逮至京师镇抚司,为政敌余应桂、李梦辰、路振飞所陷害,狱中曾遭严刑。至此,孙元化有口难辩,被崇祯以祸乱之首判处死罪。首辅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求救于徐光启,终无法挽回。(《明史》卷248)最后余大成、宋光兰、王征等遣戍充军,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孙元化在北京西市斩首,年仅51岁。

他的冤死一事,被其子孙和斗写进了《国恤家冤录》一书。遗体被儿子和部下迎葬于嘉定南门外的荒圩中,坟前立有一方石碑,上书“佥都御史孙元化墓”。(宋伯胤《孙元化著述略述》)汤若望曾在孙元化死前乔装成送炭工入狱探望,为其最后告解。 孙元化是天主教徒,圣名依纳爵(Ignacio),一生重视西方科学,为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之死,代表西方军事专家派淡出明朝军队。他有三个儿子:孙和鼎、孙和斗、孙和京。孙和斗,屡次谢绝父亲部属的举荐,不愿为官,潜心整理父亲的文稿,编成《水一方人集》。

孙元化短短一生,有两事影响历史。一以炮术报效国家,近则有功辽防,远则有利西学传播。二开教嘉定。两事均与教士东来、西学东渐相关。 

著述作品

孙元化“绝世聪明,于古今远近之书无不读”(《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尤以西学见长,著作甚丰,大多与西学有关,今分类考订如下:

国学类

①《周礼类编》四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经部》存目,并有陆元辅对此书的赞语,说《周礼》仪礼三百篇,经本书类编后,明白易晓。

②《三古姓系汇谱》三十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有钱东垣跋。

③《离骚解》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集部》存目。

西洋算学类

①《几何用法》一卷

万历三十四年(1606),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孙元化随徐“于每日三四时到利寓所”,参与其事(裴化行《利玛窦传》),对几何学有独到的见解。万历三十六年(1608),徐光启《几何原本》问世,孙元化则著有《几何用法》一卷,《宝山县志·艺文志》存目。丰顺氏《持静斋书目·子部·天文算学类》收此书。上海东方图书馆藏有孙元化《几何用法》抄本一册,凡48页,前有自序:

子先师受几何于利西泰,自丙年(万历34年,1606年)始也。……戊申(万历36年,1608年),纂辑《用法》,别为一编,以便类考。……十余年无有问者,稍示究心,则借钞《用法》止矣。……庚申(泰昌元年,1620年),武水钱御冰先生忘年势而下询,当暑孜孜,似欲为此书拂尘蠹者,而余检箧中原草,已乌有。聊复追而志之……竟不能尽忆,尚冀异日者,幸遇友人钞本借从补之。

从序言可知,东方馆藏本不是孙的原稿,也不是原稿的传抄本,而是作者1620年应人之需,回忆重编的一个节本。

②《几何体论》一卷

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子部·天文算学类》收此书,卷后有“庆余心斋”诸印,并有题记:“道光己酉(1849)春,乌程庆余校读一过。”又有“庆余畴人子弟”诸印。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认为,“两本书是曾经同一个人收藏的。”

③《泰西算要》

曾远荣《中国算学书目汇编增补》存目,编号10.20。1992年《嘉定县志·传略·孙元化》作《太西算要》。是书有自序,记万历34年初涉西法几何,“因旁及历法、算术诸书,盖入门而趾不自持也”,既而“手辑历算种种”。后被人借抄久失。万历48年(1620),孙“检最难忆者亟先之,穷两日夜,首得算法”,并“增加倍计法”一节。天启5年(1625),又增补而成此书。像《几何用法》一样,此书是对失传著作的一个追忆节本。

④《西学杂著》二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记此“亦为阐明算法之书”。

孙元化对几何学造诣极深,徐光启撰《勾股义》,得他之力,删定“正法十五条”。徐在此书《序》中说得很清楚:

门人孙初阳(孙元化字)氏删为正法十五条,稍简明矣。余因各为论撰其义,使夫精于数学者揽图诵说,庶或为之解颐。

西洋炮学著作

①《西法神机》二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且附有简要说明:“首论铸炮,首论制药,后论命中之由,并绘图式,是书得之西人,大要根于算法。”1992年《嘉定县志·传略·孙元化》记他“学习西方技术,精通火器,著有《神机法要》,介绍大炮的制法和用法等。”此《神机法要》当即光绪县志中的《西法神机》,书名当以前志为是。

②《经武全书》十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

《西法神机》、《经武全书》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洋火器、战术的军事著作,可惜未能引起朝廷重视,依法研制火炮,朝廷还冤杀这位绝无仅有的西学英才。孙后,再也无人懂炮学,更不用说著书立说了。清康熙帝要造炮,还得仰仗洋人。帮助康熙造炮的传教士南怀仁著造炮书《神武图说》,比孙元化晚四、五十年。

备边抗金著作

①《辽言》

孙元化襄赞辽省军务,出任登莱巡抚,为辽事筹划奔走,所著《辽言》是这一时期的奏疏、公文的汇编,《宝山县志·艺文志》存目。孙元化与王徵论交始末一文记“《辽稿》一册,附西铎为问,他无言也。”所记《辽稿》当即《宝山县志》所载《辽言》,书稿征询过西洋教士意见,西铎“无言”,当持相似看法。

②《水一方人集》十四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史部》存目,录有徐时勉作的序言,言及成书原委。说元化“殁后,子和鼎、和斗搜集散逸(文字),发明当日成败利钝,朝臣边臣掣肘误国之故,于辽事独详,而公之竭志毕命于辽事者,赤若烛照。”所收“皆奏疏、书启、公文,所言皆军政边情。”因孙元化别号“水一方人”,所以其文集作《水一方人集》,后人称此书为《孙中丞集》或《孙中丞遗集》,可惜已佚失。

方豪《中西交通史》记,《水一方人集》有黄汝成序,说“所存者赞辽稿略,宁远及扶登奏讲数册而已。”说是据《嘉定县志·艺文志·史类》。查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史类》,只记徐时勉序,而无黄汝成序,录此存疑,待考。

③奏疏

天启二年(1622),孙元化上《备京》、《防边》二策,受到同县人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和枢臣孙承宗的赏识,侯荐举孙元化,孙承宗要他襄赞军务。二策是孙元化成名之作。

孙元化主张“富国必从正本,强国必以正兵”。所以,他曾上疏请求固本,加强农业。又上书解救副都御史杨涟,杨因弹劾魏忠贤24大罪状而下狱,孙因此获罪,而被罢官。他关心国政民瘼,忠直无畏,由此可知。

崇祯初年,思宗诛魏忠贤,朝政一新,孙元化复出,即上奏兵政十二事。(光绪《嘉定县志·人物志》)

崇祯三年,孙元化上疏建言官军进驻广宁为根据地,渐次推进,恢复辽省,可惜未被朝廷采纳。(同上)

同年,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上疏反对徐光启招募西兵、北上抗金的主张,孙元化支持徐光启,上疏力争,并请调西兵至登州。四年二月,卢又弹劾孙元化。孙疏文已不可得,其要旨可从卢奏疏中知之。(《崇祯长编》卷43)

其他文章

孙元化有一篇与王徵论交谊的小文留传下来。崇祯五年,孙元化被打入死牢,受刑前数日,幕僚王徵到死牢探望,请他在丝带上题字。此王徵与孙是教友,一样精通西学西器,又同怀爱民报国之志。孙出任登莱巡抚,王放弃朝廷的高官不做,应孙之邀,到登州共事,结果同遇不幸,孙死刑,王罢官谪戍。孙在死牢见到至交,不胜感慨,乃书交谊始末,最后叹息:“不意一片痴肠,终成大梦,潦倒诏狱,卧废已死。”此文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得以流传。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收录此文,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有杜书。方豪曾为此文注释,发表在《真理杂志》一卷二期。

孙元化还为传教士高一志《则圣十篇》作序。据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知《则圣十篇》是部宣传教义的书,天启六年(1626)后刻于福州,确年不详。

来华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著《睡答》、《画答》,亦称《睡画二答》,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藏本署:“西海毕方济著,云间孙元化订。”此书经孙元化编订,出版刻于崇祯二年(1629)。(《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毕方济》) 

籍贯考究

研究孙元化生平,其籍贯不可不辩,因为诸家说法不一,共有四说。一作嘉定人(《明史》),一作云间(松江)人(《睡答》、《画答》),一作宝山人(《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作川沙人(《嘉定古今·民族英雄孙元化》)。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孙的出生地高桥镇历史上曾属嘉定、宝山、上海、川沙县。因为上海县属松江府,上海县人孙元化自然就是松江(云间)人了。历史上高桥属县一变,孙元化籍贯也一变。照此说法,今高桥属上海浦东新区,孙元化籍贯应改作上海市浦东新区。虽说这些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只是读者难明其中原委,会引起疑问。史家撰史,应尊重历史,历史人物的籍贯只能以其出生地当时的属县来定,孙元化籍贯应依《明史》,作嘉定人。 

传播天主教

孙元化在恩师、明代早期的基督徒徐光启的影响下,爱教爱西学,与教士结下深厚情谊。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发生,驱逐教士。孙元化像徐光启一样保护教士,让教士毕方济、费奇规到他嘉定家中避难。1621年,孙元化41岁,在北京入教。《利玛窦中国札记》赞扬这是徐光启努力的结果,说徐使孙成为“虔诚”的教徒。徐光启第12世裔徐宗泽神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记:“嘉定孙元化是徐文定公(即徐光启)的门人,由徐公被化。”对入教时的孙元化,教会著作或说“尚未中举”(《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或说“嘉定进士孙元化”信教(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郭居静》),均误。前者所据《明史》本传,失实,后说是臆断。据1992年《嘉定县志》卷35,孙中举在万历四十年(1612)。后来,孙三考进士未中。同书卷25《明清进士题名录》也无孙名。

孙元化信教后,即赴杭州教友杨廷筠家中,邀请洋教士到家乡嘉定传教,于是有教士曾德昭、郭居静赴嘉定开教之事。关于嘉定开教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有四说。

1992年《嘉定县志·总述·大事记》:“天启元年(1621),本县举人孙元化邀意籍传教士曾德昭、郭居静来嘉传教,并捐资在城区拱四图建教堂。嘉定始有天主教。”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同。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作1622年。不过,又记1621年嘉定有教友60人,1622年又增加70人,1623年400人,与1622年开教说抵牾。

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罗如望》:“(如望)被派往江苏嘉定,曾在此城建筑第一教堂,其后不久被迫避难杭州杨廷筠家中。”据此,嘉定开教应在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之前。费同书郭居静传记:“1620年,(居静)又辟教区于嘉定。”又有1620年之说。

费氏同书记同事,前后矛盾,又误孙为进士,记载的准确性大有疑问。方豪、徐宗泽书均记孙入教后“即赴杭州”或“不久南归”。嘉定开教应在孙信教当年或次年。徐书记1621、1622、1623年嘉定信徒数,言之凿凿,嘉定开教应在1621年。

当时信教的名宦邀请教士到家乡开教,始于徐光启。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1608年,即邀郭居静到上海开教。李之藻1611年入教,同年即邀郭居静到他家乡杭州开教。孙元化效法师长,入教后即邀教士到家乡开教。在他之后,瞿式耜、叶向高也邀请教士到家乡常熟、福建开教。嘉定是我国最早一批设立教堂的府县。

孙元化为在家乡传教,出资在嘉定城区拱四图建一教堂,名小圣堂,堂址即在孙宅中。孙又在堂侧建房舍十余椽,供曾德昭、郭居静作居处。(民国《嘉定县续志·教会》)

由于孙元化的努力,嘉定开教顺利,三年后入教人数达400人。曾司铎寄往西洋的报告书赞美说,嘉定教友男女老幼,无不热诚,同与弥撒,勤领圣事,乐听讲道,足与欧洲虔诚堂区媲美。(《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虔诚”的“依纳爵”(孙教名)“把很多别的人领入教门,虽然他自己忙于做其他的事情。”

嘉定教堂特别之处是附设学校,学校有园林鱼池,地极幽静,是读书的最佳处所,后来成为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的地方。在此教授、学习汉语的传教士有三人留下姓名,他们是教授汉语的费奇规,学习汉语的邓玉函、傅泛际。(《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嘉定在中国天主教中的地位很重要,“西士等以嘉定立为总堂,为(教士常年)驻足之所”。(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见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六辑》)当时,上海教友虽多,但教士一二年才一至,地位比不上嘉定。

嘉定还因为天启八年(1628)中国天主教界在此召开一次重要的教务会议而大大出名。当时,在华传教士对造物主的中文译名一直沿用传教奠基人利玛窦的译法,称“天”、“天主”、“上帝”。这是我国儒家经典对万物主宰的敬称。利玛窦把中国“天”的观念说成是天主教中的“造物主”,把天主教宣传的敬天爱人与孔子“仁”的学说相比附,借助译名提出“耶儒合流论”,大大缩短了中国士大夫同洋教的距离,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天”、“天主”、“上帝”的译名遂为中国人接受。利氏死后,继任管理中国教务的龙华民反对利氏译名,主张一律采用拉丁文译音,不顾众多传教士和中国奉教士大夫徐光启等人的反对,于1628年在嘉定召集会议,讨论译名问题。这就是西方教史中所称的“嘉定会议”。会议还讨论中国教民祭祖祭孔是否有悖教规。出席嘉定会议的教士人数,记载有小别,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记9人或10人。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杨廷筠》作11人。1992年《嘉定县志·宗教·天主教》不载人数,记有与会的8名教士姓名:金尼阁、艾儒略、高一志、毕方济、曾德昭、费奇观(应作规)、龙华民。康志杰《明末嘉定天主教开教考述》(见《嘉定文化研究》)记出席会议的11名教士的全部姓名,除上述8人外,其余人是天主教视察员李玛诺及阳玛诺、黎勃劳。我国奉教名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列席了会议。讨论结果,华人教民祭祖祭孔沿袭利玛窦旧规,因为利氏认为这是中国人敬祖尊师,并非宗教偶像崇拜。对译名采纳龙氏意见,以后耶稣会不许用“天”、“上帝”称呼造物主。龙华民对此决议并不满意,认为“天主”的译名也应禁用,1631年著文重新挑起教内关于译名的争论。1633年再次集会,会议否定龙华民意见,保守利氏传统。“耶稣会士对于译名之争,到此告一结束。耶稣会中国区区长且下令焚毁龙华民所写的辩论文字,以绝祸根。”(《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通过嘉定会议及其前前后后的辩论活动,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契合西方天主教与中国儒家学说,以学术辅传教的利玛窦传教方针得到重新确认,是中国教民所欢迎的。这是晚明至清初天主教大行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掀高潮的重要原因。

嘉定会议前后,孙元化嘉定居宅乐在堂成为在华耶稣会重要活动场所,嘉定天主教会可望有一个美好前景。可是,1632年孙元化冤死,蒸蒸日上的嘉定教务衰落了。可以这样说,明代嘉定天主教因孙元化而开而盛,也因孙死而衰落。不过,由于孙元化开创性贡献,嘉定天主教会已扎下根基,在孙元化之后,“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至清康熙年间,华籍教士吴历能使嘉定天主教复兴,得益于孙元化的流泽余芳。 

西洋炮学先驱

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强盗以炮舰横行东方。嘉靖初,明将汪鋐就奏称:“自古兵器未有出其(指火炮)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地,制造御虏。”(《殊域周咨录》卷9)嘉靖间(1522~1566),明朝造过洋炮,但未重视。到隆庆时(1567~1572),戚继光已叹西炮铸造法失传。

利玛窦等来华传教,也传进了西方科技,包括大炮。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有识之士最早接受西学,对炮术尤为重视,认为这才是经世致用之学,御敌强国之本,向朝廷建议购西炮,募西兵,抵御后金。(《徐文定公集》卷3,李之藻《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又提出全新的军事方略:“建敌台以护铳(炮),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之策,莫过于此。”(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6)由于朝中保守人士反对,明廷两次购炮才得14门,招西兵则半途而废。(《崇祯长编》卷34、35)

徐光启为国筹划,难尽心愿,是他的学生孙元化把他的筑台制炮的方略付诸实施,并一度使辽东防务出现大的转机。

孙元化是明末最出色的火炮专家,“所善西洋炮法,盖得之徐光启云。”(《明史》卷248)他还著有我国第一部炮学专著《西洋神机》。他一生以炮术报效国家,1621年条呈《备京》、《防边》二策,向辽省经略王在晋献策“筑台制炮”,与恩师徐光启主张一脉相承,可惜王在晋不用。1622年,孙承宗经略蓟辽,“筑台制炮,一如元化言。”(同上)孙元化的才能得以施展,参与宁远城的构建与防守。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被西洋巨炮击伤而亡。这就是有名的宁远之捷,崇祯帝敕封那门大炮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明朝将领遂对洋炮刮目相看。(《瞿忠宣公集》卷2,《讲求火器疏》)事实证明已筑台制炮是对付金兵最佳方略。袁崇焕说:“(我)兵不利野战,祗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袁崇焕传》)

1629年,金兵绕道辽省进攻京师,关内关外隔绝半年。孙元化在困境中守抚宁,救开平,复建昌、滦州、永平、遵化,所向皆捷。他驻防的八城、二十四堡屹然不动,很重要的原因是发挥了西洋火炮的威力。(光绪《嘉定县志·人物志·孙元化》)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还述及孙与葡兵共守辽东事。

孙元化也铸造过大炮。早在崇祯二年(1622),明廷就命孙元化仿制西洋大炮。次年三月炮成,朝廷封巨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遣官致祭。(方豪《中西交通史》)孙悉心辽省防务多年,铸造过多少大炮,惜无记载。

崇祯三年(1630),皮岛刘兴治倡乱,徐光启荐举孙元化平叛,上疏说:“速召孙元化、王徵于登州。”还建议募用洋兵,说:“西洋统领公孙的等,宜差官星夜伴送前来。”说他所率25名炮手“可成一营”。又说中西“兵各异习,将各异心,其间经营联络,剂量分配,齐众若一者,非孙元化不可也。”(《徐光启集》卷6,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徐还推荐“熟谙西器”的郭士奇,“为孙元化赞画,分理经营,成效必速。”(同上,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开送兵部》八条)从中看出,徐光启是多么信赖孙元化,相信他熟谙西学炮术,必成大事,同时看出徐光启、孙元化对西学西士的全新眼光。

这年,孙元化受命为登莱巡抚。其时,徐光启筹划招募西兵300,正在赴京途中,由于给事中卢兆龙反对而被遣回澳门。孙元化上疏与卢辩论,并请调西兵至登州。(《崇祯长编》卷43)结果有25名葡萄牙炮手到孙元化麾下服务,其中有统领公沙的西劳和翻译陆若汉,这应是崇祯四年三月己卯后的事,因为陆若汉完成遣送应募的西兵回澳门任务,回到北京,于此日上《差竣复命疏》。(同上卷44)

在登抚孙元化的努力下,我国一批懂西学炮术的专家云集登州,其中有《远西奇器图说》作者王徵,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还有《西洋火攻图说》作者张涛,任中军副将,登莱副总兵。方豪《中西交通史》记,葡人“陆若汉、公沙的西劳诸人参孙元化幕”,“中国士大夫之信西学者,亦多投孙元化。”因此,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驻节地登州成为“东陲之西学堡垒”。

孙元化任登抚在崇祯三年六月刘兴治作乱之后,至五年正月登州被叛军孔有德攻占,期间不足一年半,就在登州创建一支可观的西炮兵团,毛荆石《平叛记》卷上记:“贼破登州,是时尚有红夷火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余位。”这么多炮不可能是进口的,因为据史籍记载,明廷派人到澳门购炮只有两次,1621年购4门,1629年10门,均用于北京、辽省防务,登州之炮应是孙元化研制的。崇祯四年(1631)八月十九日,孙元化给兵部的报告说,当年四月十五日有造铳(炮)匠、放铳师53员到达登州。(《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崇祯四年八月兵部《题行稿薄》)登州成为当时研制火炮的中心。

孙元化苦心经营,铸造新式火炮,前程本是无量的,或许还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大的影响,无奈吴桥兵变,登州失守,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登州失守,西炮落到孔有德叛军手中,用来攻打莱州。《平叛记》记,崇祯五年(1632)二月十二日,“贼驾牛车运(登州)红夷大炮七八位入营,每位用牛四头,皆重二三千斤也。”大炮轰城,城墙多颓圮,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炮身亡,足见炮的威力很大。(《明史》卷248《徐从治传》、卷276《朱大典传》)

崇祯六年(1633)二月,明军收复登州,孙有德、耿仲明从海路逃走,投降后金,一定携西炮以博取新主欢心。孙元化造大炮抗金,结果却成后金向明攻击的利器。

明朝,一般人对西洋人都有戒心,对“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的西兵更是疑惧,甚至敌意。其实,用西炮募西兵,并非坏事,宁远之役西炮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西炮的引进还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将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变革”。(恩格斯《反杜林论》)只可叹徐光启、孙元化之后,我国再也无人对西学西炮作深入研究,错失奋起赶上西方的第一次机遇。

国人对西人西兵的疑惧并没有根据,历史却留下中国人与西人合作的范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孙元化在传教士帮助下著《西洋神机》,都是明证。西兵为我所用也有实例,孙元化麾下27名西兵助守登州,都恪尽职守,其中12人阵亡,包括统领公沙的西劳,受伤脱险的15人,没有一人降敌。崇祯五年(1632)四月,兵部尚书熊明遇上疏为公沙的西劳等15人请恤,是对西兵客观公正的评价。(《崇祯长编》卷58)

费赖之《入华耶酥会士列传·陆若汉》记登州之役,西士幸逃性命者,仅陆若汉与其他葡籍3人。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此记“与熊明遇疏不合,疑熊疏为得其实,而若汉之为明廷重视,优礼南还,则与教中记述固无出入也。”

雇佣军是国外政治舞台活跃的一支力量,我国明清两朝只有孙元化麾下一支。中国人从来是疑洋人,畏洋人,孙元化却信洋人,用洋人,洋人也乐为所用,矢志效忠,死而后已,足见孙元化的眼光、胆识和才干。

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时,还做了件有利于西学西炮传播的大善事,值得一述。崇祯三年七月,朝鲜使臣郑斗源一行39人,由海路经登州去北京,于次年六月由原路返国。郑斗源在登州时,与葡人翻译陆若汉酬酢往返,有所投赠,陆赠郑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西器,郑进献给本国国君仁祖,并答奏仁祖,说西国将士乐为孙元化效力,又称孙“清俭疏雅,虽威武不足,可谓东门得人矣。”还称陆若汉“似是得道之人”。(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卷23、24;《崇祯长编》卷39,三年十月辛酉条)朝鲜还保存《西洋国陆若汉答李荣后书》,李荣后是使臣郑斗源的译官。陆在信中说:“敝国之人喜远游,得至明国,向蒙隆遇,献以火器,少尽报效之忱,来到东牟(登州),幸逢贤达,聊以所译书籍奉览,讵意鉴赏若是耶!”从朝鲜人士记载可知,孙元化崇尚西学,礼待西士,人品极佳,与西人相处极好。

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除传播福音外,客观上还充任文化使者的职能,西学传华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与被称为明代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孙元化等人密切相关。1632年,孙元化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教友、西炮专家张涛,另一专家王徵被罢官流放。方豪叹息:登州这座“东陲之西学堡垒于焉解体矣”。(《中西交通史》)不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去世,西学的传播和天主教教务严重受挫,以西炮为例,再也无人通晓。当时人已感受到这一点,留下十分惋惜的记录。明末,瞿式耜《讲求火器疏》说:

臣考万历四十七年奉旨训练、遣使购求而得西洋所进大炮四门者,今礼部右待郎徐光启也;天启元年建议征广东,取得红夷火炮二十三门者,南京太卜寺少卿今丁忧阙李之藻也;深明台铳事宜,赞画关门建台置统者,今起升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孙元化也。天启六年七月,宁远守城,歼敌一万七千余人,后敕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却敌固圉,明效已见,乃迩来东面骚动而绝无讲及于此者,则以用器之人不在故也。(《瞿忠宣公集》卷2) 

人物评价

孙元化“从军辽东,经营登莱,汰冗兵,省辽饷,安抚流民,雇用西士,勤勤恳恳,竟图恢复大业”,(宋伯胤《孙元化著述略述》)无奈偶一失慎,为人所误,致生兵变,招抚不成,登州失守,过错不轻。崇祯若是知人爱才,眼光远大应听从辅臣周延儒、徐光启意见,免他一死,让他带罪任事,发挥一技之长,近则有利辽东防务,远则将开创西学东传新局面。无奈崇祯眼光短浅,杀害英才,铸成大错。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于绝无仅有的专门人才、国宝级人物,是不是可以说:“十将可得,一家难求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尊重爱护科技英才,关系到国家盛衰,杀孙元化留给后人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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