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争

东林党争概指明末东林党(及其骨血——复社)与宦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在这些党派中,最先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后经“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后,光宗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因拥立有功而势力大盛。浙党落败,转而投效阉宦首脑魏忠贤。 

“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东林党得势时期为明末崇祯帝时期,崇祯帝即位后大肆追捕阉党并任用东林党人。

东林党有着极强的道德标准,他们能找出社会上的问题,但是从未有找出解决的办法,所以美国学者贺凯对于东林党的评价是“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但是也有人认为东林党是江南各大财阀在朝堂的代理人。

中文名
东林党争
定义
东林党与其他朋党集团之间的斗争
时间
万历时代
事件
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
主要角色

东林党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

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合称“齐楚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昆党。宣党、昆党、楚党、齐党、浙党与东林党人相互攻击,“东林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党争起源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 

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天启三年(1623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东林党狱

明熹宗时,政治极度腐败,太监魏忠贤独揽大权,自称“九千九百岁”;实行血腥镇压,他控制卫厂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随意杀人,施行刑罚。他又拆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尽去,还殃及边防将帅,如熊廷弼、袁崇焕等。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但明思宗又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在处斩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 ,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东林诸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明万历朱翊钧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江山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服气魏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魏广微深恨不已,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

东林党掌权时期与魏忠贤掌权时期民生对比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一死,他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但是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 正当北方农民水深火热之时,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其地,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真实面目。
西门庆除了正常的经营方式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中,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是西门庆。
然而,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使用滚雪球的战术越滚越大。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明失其鼎,引鞑子占之。  

打压东林党

天启皇帝心灵手巧,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喜欢做木匠活,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这极有可能跟魏忠贤对他从小的教育有关系。因为老魏并非从小进宫,而是在成年以后才当的太监,对世俗间的的事很了解,社会经验极为丰富,所他不但经常给朱由校讲外面的事,还自己掏腰包买一些市面上奇奇怪怪的玩具,让小朱由校大开眼界,从而对木匠活和机械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说明朱由校是个很聪明的人。据说他亲自设计打造家具,完成之后让太监拿到宫外的市场上去卖,当听说卖了个好价钱以后,非常开心,感觉自己的技术和聪明才智得到了市场的承认。他还亲自设计一些高、精、尖木制自动机构,相当有技术含量。在紫禁城的大殿重修加工的过程中,天启皇帝亲临现场进行指导,提出的意见相当专业,在这些领域里他很有天份,也是个人爱好,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是对事实的歪曲。

《酌中志》里也说天启“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并没有因为专注兴趣就荒废了紧要的国事政务,是很认真地在听。其实天启皇帝对管理朝政很用心,而且他很喜欢学习,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当上皇帝以后重用魏忠贤,除了是对他充分信任以外,也是形势行逼,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看来也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也让老魏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天启皇帝刚登基的时候,面临内困外交的局面,辽东与满清的战事吃紧,而国库又相当的空虚,朝廷内党争激烈,“东林党”一帮文人不是今天弹劾这个就是明天弹劾那个,乱作一团,光会耍嘴皮子,为了自己的集团争利益你争我夺的,没干多少正经事。难怪在第三十六回里,宝玉忽然发了神经,对文官武将大发一通议论,让人莫名其妙,他是这样批文官的:

“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污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拚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

现在我们才回过味儿来,感觉这很象是在骂那些误国的“东林党”人!虽然天启皇帝在继位的时候“东林党”人帮了很大的忙,但朱由校慢慢明白“东林党”人不但只会没完没了地党争,是吵架高手,而且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有问题的,所以认为坚决不能重用这帮人。那当时天启皇帝与“东林党”之间最大的矛盾在哪儿呢?主要集中在国家的税收上,一个国家如果财政不足,那什么事也干不了。在明朝早期,可以组织七次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活动,那时有很多闲钱可以花,真可谓国力雄厚。可到了天启年间,连在辽东与满清作战的军费都捉襟见肘,为什么呢?原来那个时期地球处于小冰河时期,北方农业严重歉收,而“东林党”人却一直坚持以农业为本,要求重点收农业税,这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尤其是常年受灾地区的北方农民苦不堪言,这样就很容激起民变,极有可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动荡,所以形势相当危险,对国家的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在崇祯朝天下大乱、破产的农民成为流寇四处洗劫,最后导致大明亡国的惨痛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崇祯亡国的情景就会提前上演,所以为了避免这样情况恶化,天启皇帝认为坚决不能采用“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可“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势力非常大,天天唱反调,这是个头疼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明朝中期就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从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的身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来,江南的商人和资本家越来越富,然而他们却几乎不用上任何税,“东林党”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坚决反对对江南商业、盐业、采矿业征税,这就是皇帝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如何对付这帮一个个满腹经纶、灵牙俐齿而又心怀鬼胎的“东林党”人呢?说实在的,实在不太容易对付,“东林党”是一个文人集团,皇帝一伙毕竟人少,讲道理说不过他们,而且这帮人是“朋党”,接帮结伙,势力强大。

面对同样的局面,天启皇帝的爷爷万历皇帝选择了干脆不上朝,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反正眼不见为净,你们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反正我也听不到!于是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后来“东林党”人在写历史的时候骂万历皇帝懒于朝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万历皇帝去躲清静去了,而且他不上朝但不意味不办事,只是懒得与这帮文人打交道。

现在天启皇帝面临同样的局面,发现自己身边可靠的人就魏忠贤一个人了,而天启皇帝自己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哪斗得过这样一帮职业搅局的“东林党”人呢?在灾民大量出现的情况下,“东林党”人拒绝向江南征税这绝对是亡国之举,所以坚决要打击,而且需要向“东林党”人下重手才成,而这样的事自然皇帝不能亲自出面,因为不但操心费力,而且还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了,所以天启皇帝决定自己在幕后策划,让老奸巨滑的魏忠贤出手,而他在后面看热闹。“东林党”人虽然一个个灵牙俐齿,很能忽悠,但没想到他们遇到老魏!魏忠贤“言辞佞利”,估计正像李纨说的那样:“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财加上他的出身是“泼皮破落户”,是个耍无赖的大师,这一优势在与“东林党”人的斗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他的政治手腕也很狡诈狠毒,于是让“东林党”人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恨得这帮文人一个个咬牙切齿的,所以后来魏忠贤被“东林党”人骂为“阉党”,而且天启皇帝也成了白痴的“木匠皇帝”。

南北党争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有一个好人!” 

历史评价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论及东林书院时,写道: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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