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共6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主要内容:发展工农业;训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报刊,开放言论;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等。同时规定,今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中文名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起止时间
1898年6月11日—1898年9月21日
启示
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目的
救亡图存
主要人物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
评价
思想界之一大飓风、火山大喷火
创办报纸
《时务报》、《国闻报》
结果
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
性质
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
影响
有利于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序幕
公车上书
正式开始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背景
《马关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加剧
经济基础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
思想基础
早期维新思想奠定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壮大
主要角色

变法背景

国际背景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

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

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

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主要人物

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梁启超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袁世凯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

1896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

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变法经过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史称“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变法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的开展。 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1898年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 

1898年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1898年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1898年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1898年9月19日,慈禧回宫。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主要内容

政治方面

(1)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   

(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     

(3)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  

(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 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

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 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教育改革

举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主要措施为: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军事方面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目的

目的: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①两大政治目标:挽救民族危亡 ;发展资本主义

②救国方案:主张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自上而下地改革,兴民权、设议院,走君主立宪道路,改革内政,抵御外侮,将古老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结果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失败原因

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直接原因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

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四,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其五,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影响

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 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

评价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和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

三、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四、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戊戌维新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比较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然而,无论是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以及后来的行走军机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范围内行动。这一切,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诚然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其时沉闷喑哑的思想、政治界中所发生的震撼,也类乎核的裂变。而光绪皇帝,在名义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但是,维新志士们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

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正在于,他们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至于光绪皇帝,又是一个瑟缩在西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

光绪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早在他入宫时已经确定了。光绪生于深宫,但他通过审阅奏章,认识到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

光绪面对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威胁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认识到不改革、不维新只有亡国。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使他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他比较早地接触到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著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

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

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

这从光绪帝与隆裕皇后、珍妃三者之间关系上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光绪帝纳几个妃子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废皇后重新立后可以说阻力极大,顽固派是不会允许的,好比在废墟上另起高楼,相对容易,但要把已经建好的楼房推倒重来,谈何容易。

到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

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龢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

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

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

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日本史学家井上靖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藩、萨摩藩为首的革新派是中下级武士为主,也就是日本版的康有为、梁启超,有自己武装力量和组织基地,以“开港倒幕”、“强藩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

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

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

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

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勃起之日。

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

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中国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胜于日本。但以中国之大,而日本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这个比例比中国的要高。

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

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

中国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有阶段性,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也就是说,改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让社会各阶层有一个适应的阶段。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

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

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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