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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的塔港:全村1024间房仅剩一间未烧尽

来源:讲历史2017-01-04 15:07:00责编:尼威亚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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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从金山区漕泾漴缺沿着沪杭公路西行,约四五公里,就是漕泾镇增丰村。当地有个小集镇名叫塔港,1937年农历十月初三,日寇从金山卫一线偷袭登陆上岸,在漴缺遭到国军王子…

从金山区漕泾漴缺沿着沪杭公路西行,约四五公里,就是漕泾镇增丰村。当地有个小集镇名叫塔港,1937年农历十月初三,日寇从金山卫一线偷袭登陆上岸,在漴缺遭到国军王子隆部的顽强抵抗后(这段历史可参见6月24日本报《殊死抵抗迫使日军改变登陆点——走近淞沪会战中著名战例石护塘保卫战遗址》一文),日军把第一登陆点改在漴缺西侧的塔港。

12名盐警英勇抵抗一人幸存

塔港村老农陈宝林清楚地记得,塔港当时没有国军驻守,只有12名盐警驻守在杨公庙内。杨公庙旁的运石河上有座杨公桥,那天早晨,塔港的盐警听到漴缺的密集枪炮声,他们一面要求村民躲进防空洞,一面就在杨公桥头的简易工事内迎敌。当时,大批日军涌上海塘,塔港顷刻间硝烟弥漫。盐警面对强敌英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有11名盐警壮烈牺牲在杨公桥头,只有一名女警幸免于难,杨公庙也在敌人的炮火下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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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在漴缺吃了亏,在塔港进行报复性烧、杀、抢、奸,无恶不作。今年82岁的张志高老人告诉记者,当年只有4岁的他,一家6口人离家出走逃难,躲在水库村的芦苇塘内,人虽没有受伤,但五间房子全部被日寇烧光,一家人逃难几天后回家,在一堆废墟内,只找到柴仓内的一只烧火凳。后来听大人讲,塔港全村101户,原共有房子1024间,日寇上岸后,全村被烧掉的房子有1023间,只有一间小屋未被烧尽,塔港村人民遭受了空前劫难。

为保住全村人生命淹死婴儿

对于日寇的暴行,增丰七组今年87岁的汤文宝老妈妈也向我们述说了当年的苦难血泪。日寇入侵时,年仅9岁的汤文宝,跟着妈妈,领着妹妹逃难,但刚走到门口,一颗子弹着地飞来,把妈妈的四个脚指头打掉了,血流满地。妈妈受伤后,不能逃难了,只能躲在牛棚里。汤文宝就和瞎子奶奶和妹妹逃到水库村避难。回来时,妈妈血已流枯,饿死在牛棚内;家里房子被烧,两个爷叔被日寇拉伙,不知去向;一家人难以生活,3岁的妹妹只能送人去当童养媳。

汤文宝老妈妈还告诉我们,村里的陈家爷叔当时想躲在防空洞避避风头,结果被敌人发现,枪杀在防空洞内;陈家婶妈抱着吃奶的婴儿与同村7个妇女屏声静气俯伏在河边的干戈墩内,婴儿啼哭,为了不被日军发现,保全同村姐妹的生命,母亲忍痛将亲生骨肉按在河水中活活淹死。凶残的日本兵见人就杀,村里有个姓彭的村民,大儿子被日军杀害在杨公庙旁的海滩上,他不敢去收尸。3天后,日军闯入彭家用刺刀乱刺,彭当场倒在血泊中,小儿子拿起农具与日军拼命,也被日军一刀刺死。村民陈勤云和林阿友俩的母亲被日军推入大火中活活烧死。据统计,塔港村当年被日寇杀害的有52人,日寇的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惊人数字!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消灭日军多少人

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中流砥柱”。

双向六车道的西延高速路将西安至延安的距离缩短到4个小时以内,公路两侧的黄土高坡经过近几年的人工和飞播造林,已是绿树覆盖、满眼苍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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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

70多年前,这条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行经,他们步行七八天来到延安,有的人怀揣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壮举“万里长征”后的落脚点——陕北。他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交谈,明白了这个在蒋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党和军队,怎样带领中国人一步步争取民主自由,并把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景象。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接待和向延安输送青年2万多人。

白求恩、巴苏华等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好人士也来过这里。

延安到底有何奥妙?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对比颇具代表性。1940年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情况,先后到了重庆和延安,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给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男长衣马褂,满清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鞋红指甲;行政官可私设营业,检察院不负责任;政治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


而在延安的短短八天,陈嘉庚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是平等。陈嘉庚回忆说,他到毛泽东住所正遇南洋学生到来,不敬礼便坐,决无拘束;还有一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举办母校成立周年会,抗大学生要表演球赛,一位学员当场邀请在座的朱德上场打球,朱德二话不说脱掉外衣便与学员奔抢。

二无苛捐杂税。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工人、农民均负担合理的国家赋税。

三是实行民主政治,即“三三制”,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边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倡导施行的这几项政治、经济、民主政策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以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为主要构成的‘中间势力’,服从抗日救国图存的大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杨延虎说。

正是看到这些,陈嘉庚由一个坚定的“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考察结束回南洋途中,陈嘉庚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的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3年陕甘宁边区一次劳动英雄大会颁奖大会上,当毛泽东宣布将一头牛奖励给一位“特等奖”获得者时,台下劳动英雄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

“那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呼喊‘毛主席万岁’,当时完全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朴素表达,说明中国共产党真正赢得了人心。”杨延虎说。

斯诺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派来一支“美国记者和军人观察团”,他们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专赴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谈。

第一位到访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考察后,得出和陈嘉庚一样的结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无疑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成为抗战的指导思想。


这里也是由红军和抗日游击力量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指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抗战期间,共产党发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形成的众多抗日根据地,不仅破坏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更是通过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钳住了近60%的日本陆军军力。

其中,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百团大战”,历时近3个多月,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大大缓解了正面战场压力,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震慑。

尤其是独特的敌后游击战和山地游击战,使日军刚刚从国民党手中占领的地区,很快变成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和城市,又变成新的前线,让日军十分头疼。

在庆祝抗战首胜——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大捷电文中,毛泽东写道:“二十五日平型关战役,除缴获汽车二十八辆,大炮一门、炮弹两千余发、步枪数百只、打死敌人一千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地之日文地图。”

“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害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集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据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记载,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把中共军队视为头号敌人。

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中流砥柱”。

一项统计显示,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子弹消耗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800万枚,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约消耗子弹30发、手榴弹7枚,这一低比例世界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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