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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在日本侵入十年后才敢向其宣战?

来源:讲历史2017-04-17 13:56:52责编:尼威亚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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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读】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浴血奋战日本侵略者。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武装,…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浴血奋战日本侵略者。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奋起抵抗。这些抗日武装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比较著名的有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耿继周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绅,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武装以及红枪会、大刀会等。迫使日军不得不多次向东北增兵设防。

紧接着,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转移视线,又将侵略目光投向东三省之外,于1932年1月28日武装进犯上海,遭到以十九路军为主的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爆发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亦称淞沪保卫战。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然而此后十年,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

中国为何在日本侵入十年后才向其宣战? 此中有什么隐情?本人通过分析史料后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日双方当时权衡利弊的结果。原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对日本存有幻想。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3天,蒋介石仍让外交部长向日本驻华大使发出照会,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希望能和平解决战事。但谈判建议很快遭到日方拒绝,日方傲慢地说:“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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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不成,蒋介石既尴尬,又恼火。娘希匹,这些倭寇真可恶。7月16日,蒋介石压着一肚子火气,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对日宣战问题。经过对抗战敌我态势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与会人员充分权衡对日宣战可能产生的利弊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不宣战、不绝交是中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上策。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恐援华军需物资的海运线被切断。中国的军需物资远远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中国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

二是担心德国军械装备来华受阻。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德械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预订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三是无力解决双方的侨民问题。如断交与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正因为不得不考虑与顾及以上的诸种因素,蒋介石才投鼠忌器隐忍不发。在相当长的抗战过程中,他一直采取着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不过这位委员长组织的几次大型保卫战确实打得很卖力很惨烈,尽管最终都失败了,但重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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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同中国一样对宣战问题十分重视。其内阁曾多次就与中国宣战和断交问题进行讨论。军方的一致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宜”。其理由是,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往来,最大限度地切断中国军事装备的输入,但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要靠国外进口,如果宣战,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弊大于利。

忍耐,再忍耐。终于,机会在等待中来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法西斯的阵营越来越强大了。这时,蒋介石才再也不需要权衡利弊了,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1941年12月9日,是蒋介石扬眉吐气的一天。这一天,蒋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国正式对法西斯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世界正义力量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


淞沪抗战中日军畏惧的中国“德国军队”?

濑户利春是研究中日战争的日本资深学者,在其所著的《日中全面战争序幕:“第二次上海事变”》一文中提到这样的细节:“上海会战期间,曾是德国驻日武官的法尔肯豪森摇身一变,以中国军事顾问身份亲赴前线指挥,即便这一行为受到德国当局的斥责,他也不后悔。”据档案记载,抗战前夕,中国先后邀请过100多名德国现役或退役军人担任顾问,他们为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中成绩最大的就是末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

参与对日战备

作为职业军人,法尔肯豪森曾任德国驻日本武官,对日军有过细致研究。1934年7月,他被德国政府派到中国,最初任援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塞克特的副手,1935年塞克特回国后,法尔肯豪森继任团长,直到1938年被希特勒强令召回。

和塞克特积极协助蒋介石打内战不同,法尔肯豪森把主要精力放在帮助中国对日战备上。1935年7月31日,他以国民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面陈大略”,强调“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保全国土,必倾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这番振聋发聩的言辞明确告诉国民政府内的妥协派,奉行已久的“不抵抗”政策已然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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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肯豪森

同年8月20日,法尔肯豪森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应付时局对策”建议书,认为一旦对日全面开战,中国军队的战略布势不能局限于固守长江,不能“不战而弃守华北”,必须将自己的战场纵深北推至河北省保定、沧县一线。同时,中国军队应在长江流域采取积极行动,防止日军溯江深入武汉,将中国内陆一分为二。

法尔肯豪森还在另一份文件里规划对日用兵的细节,“凡(国民政府)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南京),二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南昌、武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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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场的日本军队

观察1937年抗战正面战场的形势,可以清晰地发现法尔肯豪森当初的战略构想基本得以实现,中国军队一方面在华节节抵抗,一方面又在上海另辟“第二战场”,打乱了日军自北向南的进攻轴线。

锤炼精锐之师

除了协助中国制定战略规划,法尔肯豪森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快中国军队整训进度。长久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及地方实力派掌握的军队基本按照北洋旧制编练,战斗力落后,法尔肯豪森帮助国民政府编练了约8万陆军,编成第87、88、36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正是他们在淞沪战场打得日军丧魂落魄,日本人称这些部队为“可恨之师”。


法尔肯豪森还打算以这些部队为样本,分批完成60个中国师的整编,到全面抗战爆发时,约有35个师大致完成整编。虽与当初设想有差距,但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精神面貌已焕然一新。濑户利春援引一名侵华日军军官的话说:“受到德国顾问团训练的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役中的表现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

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频繁活动,令日本政府非常不安,于是利用德国希望与之结盟对付苏联的心理,要求德国撤走军事顾问。起初,德国采取两面手法,没有强行撤走顾问团,而是在1937年11月电令法尔肯豪森,要求他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劝说国民政府罢战修和,向日本做出“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史料记载,法尔肯豪森确实配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游说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但在应付完柏林交办的差事后,法尔肯豪森仍像以往一样参与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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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训练下的中国军队

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提到,1938年台儿庄大战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在那里见到法尔肯豪森。当谈及中日战事时,法尔肯豪森显得非常激动,因为国民党军队未能像他建议的那样乘胜追击,给予日军更大打击,“法尔肯豪森强烈建议蒋介石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可是蒋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团调到徐州前线,届时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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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装备的中国军队

1938年4月,德国终于承受不住日本的压力,决定撤回全部顾问。法尔肯豪森向德国政府递交报告,指出顾问团成员均以个人名义受雇于中国政府,合同要到1939年才到期,此时离开有困难。但德国政府“联日弃华”决心已定,严令法尔肯豪森等人必须回国。无奈之下,同年6月,法尔肯豪森等人启程回国。

回到德国后,法尔肯豪森以步兵上将的军衔参加欧洲战事,1940年被任命为德国驻比利时占领区的军事总督。因参与反纳粹的秘密组织,1944年,法尔肯豪森被纳粹当局逮捕,直到1945年德国投降后才被美军救出。不过,他还要面临比利时军事法庭的审判,1951年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66年7月,法尔肯豪森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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