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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的少数民族兵

2016-03-29 01:52:42 来源:讲历史 责编:讲历史

后汉三国时代富庶的中原地区因久经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兵源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少军阀就将开始打少数民族的主意。早在两汉时代就常用少数族组成的军队出征。汉末三国的国家军队和军阀部队中,常有少数族民众组成的兵种。威行北地的公孙瓒的军骑中就有大量游牧民族的身影。他的王牌部队“白马义从”中乌丸等民族骑士更是主力中的主力。而割据西北30多年的马腾,韩遂集团的骑兵几乎都是尚战的羌氐等少数民族,威力无比。《三国志·魏志·乌丸传》:“(袁绍)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曹操击平三郡乌丸,归降者众。此后,曹军中的乌丸骑兵被誉为“天下名骑”。魏国骑兵得以无敌于天下,独步三国。

吴国方面,在千里水乡,丘陵遍布的江南地区,山越人慓悍能战。“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上,则为健兵。”(《三国志·吴志·张温传》)。孙吴政权长期开展对山越的征服战争,被武力胁迫出山的山越民众强者补兵,弱者为郡县户,前后补兵的山越人达十余万。由于山越兵在吴军中所占比重如此之大,故时人言孙吴军事力量必称山越。《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黄盖诈降,致书曹操说:“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孙吴所据之扬、荆、交三州,少数族甚多,而无节制地驱民为兵,又是孙吴政权的一贯政策,并无华夷之分,因而吴军中的少数族兵非唯山越而已。《三国志·吴志·陆凯传附弟陆胤传》称,赤乌中(238年—251年),陆胤为交州刺史,喻民以恩信,“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颖,交域清泰。……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被料出补兵的“深幽不稽”之民,显然是山越一类的少数族民众。同书《陆逊传附子陆抗传》载,陆抗部将朱齐、俞赞叛降西晋,“抗日:‘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尝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吴军中除山越兵外,还有哪些少数族兵?惜乎史载简略,已难知其详了。

西南的益州境内居住着许多少数族。先后割据益州的政权,无不使用少数族充兵。《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胡三省注:“青羌、亦羌之一种。”(《资治通鉴》卷七一、明帝太和二年胡注)青羌以勇悍能战闻名于世,后诸葛亮平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华阳国志·南中志》)。

嘉陵江畔世居板楯蛮,又称寳人。应邵《风俗通》:“巴有賨人,剽勇,高祖为汉中王时,阆中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东汉时常召賨人入伍,号为“神兵”(《华阳国志·巴志》)。汉灵帝末年,由于受当地官吏盘剥,寳人发动了起义(很可能是零星无组织的),人数众多且装备精良的官军竟无法将其镇压,其彪悍可见一般。刘璋统治时期以庞羲为巴郡太守,“羲以宜须兵卫,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益州境内臾人分布甚广。《尚书·牧誓》孔颖达正义说:“臾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夷之别名。”又说:“后汉书兴平元年马腾刘范谋诛李傕,益州牧刘焉遣臾兵五千助之。”建安十年(205年),刘璋闻曹操将征荆州,遣使致敬;十二年,“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臾兵三百人。”以后蜀汉政权的军队中亦有不少賨、臾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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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集团使用少数民族兵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刘备中原逐鹿时期,军中即有“幽州乌丸杂胡骑”。章武二年(222)刘备征吴,“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诸葛亮执政行,为了扩充兵力,广取少数族民众为兵。《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条:“涪陵郡,巴之南鄙……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华阳国志·蜀志》:“邛都县,郡治,因邛邑名也。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四部斯儿’。”如即为邛都夷兵。《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平南事讫,獠柯兴古獠种复反,(马)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蜀汉政权对这些獠民的处置方式与青羌迁蜀、涪陵夷迁汉中完全一样,自当照例组成像“飞军”、“连弩士”那样的少数族兵。同书张嶷本传载,嶷为越隽太守,“北激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示以恩威,捉马降服,“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这些安土供职的捉马夷,自然要像南中其他夷民一样承担“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三国志·蜀志·谯周传》)的义务,因而蜀军中还当有捉马夷兵。据记载这些少数民族兵战斗异常勇猛,视死如归,是蜀军的精锐。如王平率无难军孤军监守死战,人多势众的魏国名将张郃竟不能取胜。张嶷率夷兵参与姜维北伐,全军战死,无一叛逃,“所杀敌倍之”。

三国时代少数民族兵的广泛使用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其次,推动了少数民族的进步。不少少数民族在中原学会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其中就包括兵器制造技术和中原的战略战术。再次,也激化了民族矛盾,不少中原贵族待少数民族如奴隶,这种矛盾在西晋末期来了个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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