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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御武——监军一职的发展史

2016-03-28 21:32:52 来源:讲历史 责编:讲历史

自从春秋时期开始任命将军领兵出战,对于担任将军的战地指挥官的种种监督、防范制度也就开始形成。春秋时期齐国穰苴要求齐景公派“监军”,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战国时期的对于战地指挥官的监督制度具体情况不清楚,现有史料中也没有明确的朝廷派出“监军”之类的监察官到战区执行监察的记载。秦国在各郡都派出“监御史”,御史是皇帝周围的文官侍从,是受到皇帝信任的人,由朝廷派到各郡进行监视,这或许就是从监察战区指挥官的职务发展过来的。

西汉武帝开始委派“监军御史”,到各战区监察指挥官,但并没有授予御史太大的职权。比如汉武帝时有个叫胡建的,在北军中担任“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他家境贫困,没有车马,经常和士兵一起步行,和士兵关系很好。北军有个监军御史,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胡建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军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他招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军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东汉时期由朝廷派出监军已是制度,并且提高了监军的职权,一般由朝廷命官担任“监军使者”。这些使者保留本身的官职级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理总指挥,从而开创了后世文臣领军、以文驭武的先例。公元48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62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4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朝廷官员“谒者”(官称)宋均为监军。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马援自己也病死在军营中。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责问马援,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就剥夺了马援的“新息侯”爵位。而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赐给金帛,要他先回家探亲。以后视宋均为心腹之臣,有疑难问题经常请宋均出主意。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监军使者往往受其指使,陷害正直的将领。公元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汉朝,打到江陵一带,东汉地方长官纷纷逃跑。东汉桓帝拜“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的冯绲为车骑将军,领兵10万进行讨伐。并授予冯绲全权:“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可是冯绲知道自己和太监关系不好,惟恐被太监陷害,就请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监头目)为监军。当时还没有太监监军的先例,因此有大臣为此弹劾冯绲“失大臣之节”。桓帝也没有同意冯绲的请求。后来冯绲平定荆州回师后,监军使者张敞按照宦官布置,弹劾冯绲带了两个穿军装的丫鬟出征,还在江陵为自己“刻石纪功”。文官们则为冯绲辩护,认为这两件事“罪无正法”,不应追究。正好长沙又发生少数民族起义,于是桓帝以“盗贼复发”为理由,罢了冯绲的官。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各地战事频发,太常卿刘焉建议将各州刺史职权提升为掌一地军政全权的“州牧”(原来刺史只是监察官,没有行政权力),得到汉灵帝批准。刘焉领益州牧,并且被任命监军使者,以此掌握军事指挥权。这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惯例,刺史不是兼任都督,就是兼任监军,具有军事指挥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惯例是:如果朝廷官员是以“持节”或“假节”为监军的,就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具有实际指挥权;如果仅仅是监军头衔,则只有监督权和指挥否决权,在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不得接管指挥权;而监军御史只有报告权,没有干预指挥权力。如255年魏国大臣文钦、毋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司马师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实际就是统帅。又如263年曹魏分两路进攻蜀汉,而以卫瓘为监军。钟会一路由汉中进攻剑阁,邓艾一路经阴平小路奇袭成都平原,监军卫瓘并没有协调指挥权。以后邓艾奇袭成功,蜀汉朝廷投降,而钟会诬告邓艾要谋反,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即命令卫瓘逮捕邓艾。卫瓘到达军营出示司马昭的亲笔命令,邓艾的部下都放下武器,邓艾被关入囚车。以后钟会自己和姜维连手打算起兵,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又追上囚车,迎接邓艾回成都。监军卫瓘怕再起兵变,接管指挥权,派遣将军田续等在路上截击,将邓艾杀死。即使没有这样的特别变故,监军对于军事指挥仍具有否决权。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军进攻南陈,以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8个总管出寿阳,水陆俱进,一直打到长江边上,南陈惊恐万分。正好这时陈宣帝死了,长孙览打算乘机过江灭陈,但监军高颎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维持原来只示威、不作战的战略计划,退兵而还。

唐朝初年仍然派遣文臣监军,但唐玄宗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提高宦官地位,开始任命宦官为将军,派遣宦官领兵出征。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对于军事将领和文臣都不相信,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尽管宦官监军一开始就暴露出如此严重弊病,但从此监军却大多改由宦官担任。宦官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只会给皇帝打小报告。更有很多腐败弄权,搅乱军政。刚开始宦官监军时,高適就上书说:在哥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xupu,赌博)饮酒,不恤军务”;而南阳军队有3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不过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却只有宦官才值得信任。758年由9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是派了亲信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60万大军被6万多叛军击溃。

委派宦官监军以后成为唐皇朝的既定国策,每一支军队都有朝廷派来的宦官监军。这种监察根本没能防止唐末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甚至有的监军是导致军阀叛乱的起因。比如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本人是靠宦官鱼朝恩提拔的,766年陕州节度使的监军张志斌经过他的驻地回长安,认为周智光招待不周,就责骂周智光。周智光大怒,说:“天下的将军哪个想造反,都是因为你们这批鼠辈作福作威。我本来不造反,今天就因为你才造反!”把张志斌处斩后,分割其肉强迫随行的小太监吃下去。773年晋州人郇谟冒死上书,只有30个字,其中主要是“监”字,请求罢诸道监军使。唐代宗虽然接受上书,但一项都不改。

795年,河东节度使李自良病死,按照当时惯例节度使不是长子继承、就是军中推举,朝廷只能追认。监军王定远和太原府尹李说定计,秘不发丧,先将士兵拥戴的将领打发去休假,然后迅速请求朝廷任命李说为代理节度使,并且立即给军官们加官晋级,得以顺利实现交接。可是以后王定远认为李说是自己立的,任意干涉,军政皆自专决,并请求皇帝给他“赐印”。从此成为惯例,监军都有印,得以干涉军政事务。王定远有了官印,开始自说自话的委任军官,李说大为不满。王定远委派了虞候田宏为列将,取代彭令茵,彭令茵不伏,说:“田宏没有功劳,怎敢取代我!”王定远居然把彭令茵找来斩首,还把他的尸体埋在马粪里。军士为此闹事,李说向唐德宗报告,而唐德宗因为王定远过去有“扈从之功”,也不治罪。王定远知道李说弹劾他,到了李说府上举刀就刺,李说赶紧逃走。王定远召集将吏,拿出箱子里的20多卷“官告”(委任状),自称有皇帝圣旨撤李说的职,其他将领都加官。诸将正要谢恩下跪,大将马良辅出来揭穿,说那都是旧官告,不是皇帝圣旨。王定远只好自己逃走。这样作恶的监军,唐德宗也只不过下诏“长流崖州”。

经过唐末的历史教训,后梁恢复以朝臣为监军的传统。但是朱温习惯以自己身边的“近臣”来任每一支军队的监军,“进止可否,悉取监军处分”,监军具有指挥权。而后唐改过来再以宦官为监军,“皆恃恩暴横,节将不能制”。

注意到唐以来的教训,后周和后来的北宋,包括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监军和领兵将领共同负责的“双首长”制,无论兵员多少,只要是一支独立作战部队,往往都会同时任命指挥官和监军,文武官员都可以任监军。因此监军逐渐成为军官的一种称号,失去了原来的监察意义。

在历经唐末以来的军阀混战后,北宋皇朝的第一要务是防止军阀割据。因此把军权集中到中央,尽量避免某一方面的大兵团有长期的统帅,而是采用临时委派朝臣号为“率(帅)臣”来统领。这种率臣的名目有“都监”、“监押”、“安抚使”、“经略使”、“都部署”、“总管”、“都钤辖”等等,统军的多少、时间的长短、本身的品级等等全无定制。如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在后周世宗时以贵戚身份为“河中都监”,当时才20多岁,以后逐步升迁成为名将。宋初是文武兼用,越到后来越是倾向于“以文驭武”,用文臣来担任率臣。文臣一般是以安抚经略使、都部署名义指挥某一战略方向的军队,并且兼任战区所在州的行政长官,掌军政全权。比如西夏起兵反对宋皇朝,宋朝廷先后在陕西设立4路安抚使: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事”兼知秦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事”兼知庆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事”兼知延州。4人互不统辖,又都是文人带兵,造成与西夏的战事打成绵延几十年的持久战、消耗战。奇怪的是,后来统一陕西作战指挥的却是宦官童贯。他因为和宋徽宗是老相识,徽宗登基后,居然任命他为陕西5路军马的都监,以后又任命为5路的经略安抚制置使。以后童贯回朝,兼任了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执掌全国兵权。

南宋起初战事频繁,朝廷完全倚仗几个方面的大将,给他们挂上“都统制”的称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在南宋统治稳定、尤其是和金朝议和后,再一次收去武将兵权。先是在几个大战区设置“总领”,以控制军队的经费来源。正式将安抚使明确为“路”的军政长官,号为“帅”,在一个路内的战区及军队,由安抚使指挥。在包括几个路的大战区则设置“制置使”,都统制受其指挥。同时又滥授都统制,从原先的10个扩充到几十个,分散兵权。军队统辖关系极其复杂,各路不同,各自为战,在蒙古军南下时,几乎没有统一的抗敌战略,甚至在一个战区内也是各打各的仗,导致兵败灭亡。

元朝以蒙古人任将领,虽然也沿用宋朝制置使、总领等官职,但都是武将出任,没有进一步的监视措施。

明朝建立后提高了武将级别,同时也恢复文臣监军的传统。每支军队调动出战,都由朝廷都察院之类的监察机构来派出监军。视军队规模,有的是以监察御史监军,也有的是以按察使(省级监察长官)、副使、佥事官职出任监军。这种监军只有监察权,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军情,也可以弹劾将领,但不得直接干涉作战指挥。一般也不会象前朝那样转化为武官。只有在明末有几个事例。比如1635年,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河南驻军将领畏缩不敢出击,监军御史张任学激励将领出战。并上疏弹劾诸将,请求皇帝批准自己担任武官官职,”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崇祯帝很高兴,要吏部会同兵部及都察院讨论。这些机构汇报说此事无先例,拟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崇祯帝不同意,直接任命署都督佥事,为河南总兵官。

随着皇朝专制集权的加强,明中期后逐渐恢复过去宋朝“以文驭武”的政策,不再任命武将为跨省的军区、战区的总指挥,代之以朝廷临时委派的文臣,以“总督”、“总理”、“总制”某地军务的名义担任总指挥;而各省的军务也不再由都指挥使来管,另设“巡抚”某省兼“提督”某地军务名义的朝官来指挥省以下的军事活动。明中期以后陆续设了15个总督和总理,29个巡抚,辖区遍及全国。这些朝臣大多是挂都察院都御史、佥都御史的官衔,仍然保留监察官的身份。

文臣监军、朝臣领兵仍然不足以使皇帝放心,因此明永乐朝以后,又重新开始委派太监监军。太监监军和文臣监军并列,可以直接向皇帝打小报告。文臣监军不能监察自己的朝臣上级,而太监监军正可以监视这些朝臣。不过当时大臣上谏指责说:“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直到末代皇帝崇祯,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1635年因朝臣的激烈反对,说这批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撤回全部监军,只留下崇祯帝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第二年就全部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

清朝入关,吸取明朝教训,不再有太监监军,也不再有文臣监军。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不再由亲王、贵族出京领兵,也逐渐停止委任汉族武将为某一战区大将军,而全面采用明中期后文臣为战区、军区总指挥的制度。明确总督为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指挥区内的绿营兵,但仍然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挂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督标与抚标),和绿营兵的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另外各要害省又有驻防八旗军队,不受总督、巡抚节制。这种盘根错节的军事体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将割据局面。而且总督、巡抚理论上也是临时职务,虽然总督、巡抚辖区内的军政事务都要受其节制,但开始时并没有正式的衙门,也没有设置衙门的预算。其属下配备的从属官员只有副官性质的文、武巡捕,没有其他正式职官编制。总督、巡抚要自行组织起军事指挥部性质的“幕府”,聘请编外人员帮助处理军政事务。这也具有防止总督、巡抚专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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