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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闽民变:明朝中叶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打破了明初所确立的基层里甲控制体系 最后还是被官军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

2019-09-27 11:42:06 来源:讲历史 责编:讲历史

明朝正统年间,明王朝为榨取更多白银,加紧盘剥矿工,对闽、浙、赣部分山区实行封锁,并派兵驻守,严禁私人开矿。叶宗留和邓茂七不堪地主盘剥和官府强征暴敛,武装斗争。此次矿工、农民起义,持续数年,波及数省,虽被官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但震撼了明朝的统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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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大明朝后,就对原本已相对活跃的经济状态抱有敌意。为了加强本王朝对地方的控制,想尽各种办法压榨民间经济。例如将已经成为世界硬通货达2000年时间的白银,宣布为非法货币,并禁止在任何民间交易中加以使用。尽管很多后世学者得出结论,古代东亚长期存在贵金属匮乏问题。但至少到宋元之际,白银在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已不可替代。

北宋时就为和契丹人的辽国贸易,发行了基于铜钱造型的银币。等到大量外番商人东来的蒙元,白银更是在民间成为重要的支付手段。至于夹在两朝之间的南宋,也出于各种原因而加大对白银的开采力度。尤其是在距都城临安不远的浙江东南部山区,银矿数量大大增加,并被后来的明朝所直接继承。

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已经将白银从明朝官方货币体系中剔除。但这并不意味着朝廷不需要银两来进行对外贸易和对内赏赐。加上元末的大瘟疫和长期战乱破坏,使得民间经济相对凋敝,所以对采矿业就没有进行集中打压。当时的南京朝廷不仅默许私人开矿,甚至视为自己吸纳白银的主要手段。此外,由于朱皇帝断绝了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贸易,让府库的贵金属收入急剧下降,就更需要借助民力来挖掘财富。

这样短暂的和谐,很快就因为朱棣的篡权上位而被终结。在郑和不断率船队下西洋之际,明成祖又加大了对民间贸易的打压。由于大量发行无准备金的纸币,明朝的货币系统很快就因恶性通胀而濒临崩溃。为了杜绝民间自发以任何贵金属进行交易,朱棣下令将银矿全部收归官府所有。虽然在表面上留下部分民户矿主,但其实全都由关系户担当。任何人如果敢私自采矿,不仅自己会被判处死刑,家人也将按律遭到流放。

此外,由于经济活力遭到严重压制,大部分人便只能依赖脚下的土地为生。对于许多原本就不依赖农业为主的地区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经济层面的降维打击。一些同地方官府有利益勾兑的富户,也趁机进行大肆兼并,致使地区内的大部分人沦为佃农。加上大量皇庄、宗室封地和卫所占地的存在,让更多人的生活陷入赤贫。

当然,再严酷的恶法也挡不住民间的求生欲望。例如在矿源集中的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原本就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当地人,就因失去小块份地而偷偷进入山区寻找白银。明朝官府通常会在初期视而不见,等到确定对方采集成功,再派人进山抓捕。一直到后来出现财政困难,对控制全部区域感到力不从心,才僵化的将许多山地封禁起来。结果,就更多流民选择抱团进入,为自己和家人寻找一线生机。根据1441年时的调查,仅浙江金华一个地方的编户齐民人口,就平白无故的消失了40%。显然,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的人间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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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42年,英宗皇帝治下的明朝已3次出兵西南地区,并消耗了大量库存资金。为了弥补军费亏空,就催生了更高的农业税与白银索取。原本在浙江处州担任衙役的叶宗留也因此失业,并依靠自己在乡邻间的号召力,带着800人进入浙江-福建-江山三省间的山区寻找白银。

两年后,新的银矿顺利开采,也引起了地方官府的注意。此时的叶宗留已将队伍发展到数千人,并用开采的白银购买了武器和盔甲,成为树大招风的地方刺头。1444年6月,在福建地方官的禁令传达后,羽翼渐丰的矿工也向对方发出战书。7月,有1000人的明朝官军前来赴约,并毫无悬念的被精壮矿工们给干翻。领头的福建参议竺渊,还被叶宗留亲自射箭击杀。这则消息很快在附近山区流传,并引起各路矿盗团体的相应,轰轰烈烈的叶宗留矿工起义也就此正式展开。至于众多部署在周遭地区的防御卫所,却没有任何办法加以限制。

到1445年的12月,才有第二批明军从江西方向南下,准备将分布在三省交界的矿工们一网打击。然而,要抵达叶宗留等人的根据地,就必须越过赣南与闽北之间的众多山麓。很不幸,长期在此活跃的矿工们对当地更为熟悉,所采取的战术也绝非普通的盗匪能够相比。叶宗留主动率领部下出击,攻占了属于今天江西上饶地区的广丰城。数千明朝官军抵达后,发现城池已经被矿工们占领,就准备在外围安营扎寨。结果,城内的义军突然杀出,将半数缺乏组织的明军消灭,残部只能仓促逃亡北方。

第二年春季,明朝官方开始重视起叶宗留的矿工集团。御史柳华奉命执掌浙江、福建和江西的三省兵马,同时进剿造反的矿工。当时,由于浙江的处州和温州等地也陆续爆发了规模不等的佃农起义,所以明军的兵力被大大稀释。同时,连年的远征麓川,又让湖南等地的苗人武装损失巨大,根本无法调来增援东南。明军就只能继续使用不可靠的地方驻军作战,却发现军户人口中也有不少人已提前逃逸,甚至跑去为叛军效力。

叶宗留也迫于各路兵马的陆续抵达,能率领数千人的队伍四处机动。依靠自己对于山区环境的熟悉,不断与数量占优的官军周旋,不断采用打了就跑的方式还击。在战斗的间隙,他们也继续挖掘发现的银矿作为费用,并会组织投奔而来的流民耕作土地生产。明朝却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乱跑,实际上连义军主力究竟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

鉴于江西与浙江南部已经失去控制,明朝官方将剿匪重点部署在福建一省。不仅是因为当地驻军被大量抽调,还因为那里同样存在数量不等的银矿,还有随时同叛军合作的沿海走私商贩存在。柳华就在当地大力推广保甲制度,将众多可能参与叛乱的人口都编组为乡兵使用。不少城镇与大型村落都设立了碉堡,并安排数量暴涨的地方民团加以驻守。这个做法也很快收获了效果,叶宗留在数次进攻中都被加固的城池所阻挡,只得赶在朝廷的援军抵达前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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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进入1447年,叶宗留在左右人的拥戴下,打出旗号并自称大王。此外,他还从已经扩张到万余人的队伍中选出数千精壮,进行强化的军事训练。这些人获得了较好的甲胄保护,并开始以长枪对抗明军。其他部众的战术纪律也大为提高,基本上已经同追缴自己的明朝官军水平无异。

如此一来,众多只获得有限兵力的明朝县城就不能靠防御幸免于难,包括福建浦城与江西铅山等地被依次攻克。原本的矿工班底,也因为大量流民的加入而扩充到50000人左右。叶宗留的好友陶得二也转战浙江处州,掀起更大规模的佃农起义,将这个方向的明军都牵制在原地。而在福建沙县,原籍江西的邓茂七也宣布起兵加入反明队伍。讽刺的是,由于此前已经被官府收编为保甲乡兵,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了完整的组织和部分地方武库的控制权。兵力严重不足的明朝官府,只能出动300人的小规模队伍赶去镇压,结果被群起攻之的佃农们打的大败。

至此,明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已面临全局崩溃的威胁。不仅有叶宗留的矿工流民武装在赣南和皖北扎根,还有浙江佃农与福建乡兵在两翼予以声援。甚至在靠海的泉州等地,还出现了走私海商攻击卫所驻军的事情。但当时的明英宗却还将主要目光聚焦在西南,下令集合云南、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驻军筹备第四次麓川之役。稍微有些战斗力的边军部队,则被崛起的瓦剌太师也先所牵制,难以迅速赶往东南作战。至于一直享有最好待遇和武器供应的京军,也必须驻守北京而很难调离。

1448年的夏季,御史丁瑄只能率领南直隶等地的二三流部队增援东南。当他派出2000官军进攻邓茂七所在的沙县时,遭遇沿途山民和义军的联合伏击。战力羸弱而缺乏意志的明军,在狭小的山路被前后堵截,最终全部死在包围圈内。邓茂七随即放出风声,宣布自己将进攻位于武夷山区的延平县城。丁瑄再次出动4000多人前去阻截,结果还是在山路中误入义军提前布置好的伏击圈。领头的指挥室遭到斩首式袭击而死,余下部众在意识到自己被包围后一触即溃,并再次为对方奉上数千人头。

由于惨败接踵而至,坐镇北京的明英宗再也无法沉得住气。他在9月下令集结所有可用之兵,交由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节制,准备对各路叛军进行最后的总攻。约有20000人的京营沿着运河南下,并在携带大批火器之余也不忘配上数百蒙古骑兵助战。他们在抵达南直隶后,还能获得超过万人的漕运部队支持,以便维系远征部队的后勤保障。

此外,明朝的地方官府与士绅也开始从初期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他们慢慢注意到义军规模虽然庞大,但内部实际可以分为多股势力。除了叶宗留和陶得二彼此协作,包括邓茂七在内的其他首领大都互不统属,所有人都各行其是。同时,大部分义军内部缺乏起领导作用的主心骨。不少外围队伍内夹杂着流民、佃农、小商人、盗匪、手工业者和逃跑的军户,彼此间缺乏认同,时间长了也容易滋生矛盾。于是,仅仅通过收买变节者和以谈判为由进行诱捕,便很快将浙江地区的大部分小规模叛乱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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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形势的逐步恶化,两路义军为在明朝中央军抵达前做好准备,开始了范围更大的极限操作。叶宗留一面警惕的关注浙江方向,同时又派重兵守住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因为根据常识,北方的赣江是从长江沿岸南下的最快途径。倒是浙江大部分地方多为山区,缺乏辅助航运的大型水系。至于在福建活动的邓茂七,也开始大举向南方的泉州等地推进。

然而,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却反其道行之。他派出部队兵马由江西南下,同留守南部山区的精锐矿工武装对峙,自己则率领大部分主力由浙江沿海杀向福建。但在京营与蒙古骑兵抵达之前,他依然只有南直隶等地方省的卫所兵可供调遣。因此,走在最前头的先锋部队又遭到伏击,被由流民构成的义军偏师消灭。直到这年的11月时,张楷才再次率领2000人突然拔营,从浙江南部突然转入赣南山区,抵达铅山一带的黄柏铺。

驻守此地的义军遭遇两路夹攻,只能以长枪阵死守山头。明军则用特制的大型藤牌抵消长枪威力,并在盾牌阵背后疯狂射箭。最后,由于叶宗留在混战中被流矢击杀,义军队伍才被迫撤入山中。此后,处州矿工武装的残部继续在山间不停游击,迫使明军进行分头扫荡。义军也抓住机会,再次歼灭几波明朝官军。他们还派人向南方的邓茂七联系,并派出400人加入他的队伍。

当时的邓茂七部队,还在进行漫长的延平围攻战。在持续将守军压制在城墙内后,首先分兵控制武夷山的几处战略要地,然后出动包括矿工盟军在内的更多部队进攻南方。利用矿工们带来的地道和器械制造技术,顺利拿下了德化、永春、安溪等地,并进而抵达泉州城下。最后一支人马向西发展,进攻疏于防备的闽西各城。利用明军主力依然忙于追缴叶宗留残部的窗口期,将10万流民发展进自己的阵营。

1449年初,明军的京营和蒙古骑兵陆续进入东南战场。通过已经大体平息事端的浙江,直接冲入福建北部。当地的叶宗留残部被迫后撤,并使得张楷率领的地方军也得以突破赣南山区。邓茂七果断放弃对延平的围攻,期望以内线机动进攻实力较弱的张楷所属部队。但当他发现对手已经占据建宁之后,便又选择向南退入山区据守。同时,兵力日渐稀少的南路军也在泉州城下屡攻不克,逐渐成为强弩之末。

在朝廷的重压之下,福建义军内部开始出现了大批变节者。明军则通过他们释放虚假信息,引诱邓茂七率领主力从山区走出来同自己交战。后者不知情况有变,在2月率领数千部众再度返回进攻延平。

数万明朝京军早已在河道对岸部署了射击阵地,并派出大量步兵和蒙古人迂回到两侧进行埋伏。等到邓茂七的义军开始渡河,就释放大量火器和箭矢进行突然阻击,瞬间杀死了几百人之多。接着,利用后方义军阵脚不稳之际,出动大批伏兵从两翼发起合围。作为灵魂人物的邓茂七,就这样死于乱军中飞来的箭矢。

3月,明军开始对分散到各地的义军残部加以猎杀。作为福建义军总部的沙县被大军攻克,不少人在稍后选择向官军投降,留下极少数人继续坚持游击。到1449年的5月,最后一支200人的佃农部队被官兵绞杀,整个福建地区的叛乱才彻底平息。但叶宗留残部的矿工们还在赣南等地不断流动,并在下半年杀回了老家处州。由于已经无法迅速得手,便在官军回援后被迫撤走。1450年时,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被捉住杀死。至此,持续6年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才算彻底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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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440年代的这次东南大叛乱,无疑是明朝农民起义的典型。不负责任的土地、经济和货币制度,催生出各类社会矛盾。明朝当局不仅没兴趣加以化解,反而总有人期望利用经济衰退来发不义之财。这也就怪不得广大生活在底层的人民走上了暴力反抗路线。

同时,明军的实际战斗力也在这次叛乱中暴露无遗。由于时间线与麓川之役同期,所以明朝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抽调惯用的土司武装加以平息。各地驻军在纸面上依然维持着朱元璋当年吹嘘的百万雄狮规模,实则三省合计的可用力量不过每次数千。若非最后调动京营和蒙古骑兵出战,那么义军完全有可能占据整个福建和半个浙江。然而,就在邓茂七义军的残部被消灭1个月后,明英宗自己也和数万帝国精锐一起折戟土木堡之战的沙场。若再将视角缩小到具体实操层面,也能注意到明朝大部分军队其实不具备火器实战能力。空有朱棣时代就开始的普及推广运动,依然是连最原始的火门枪都没有普及。

1450年,明英宗在完成传奇性的“北狩”后才得以返回国内。由于叶宗留-邓茂七起义给予他的巨大震撼,明朝当局也开始对地方治理模式进行必要休整。除了派巡视组体察当地民情,也取消了对于私自开矿者的死刑规定。当然,更重要的是派更多官吏和驻军进入浙江-福建-江西三省间的山区,设立新的郡县,并在地方上进一步推广儒家官学教育。至于所需费用,自然还是由经历浩劫的民众买单。

最后到15世纪后期的成华和弘治年间,明朝官府终因迫于无奈而认可白银为合法的支付手段。但随之而来的货币稀缺问题,还要等到16世纪中期的隆庆皇帝来加以缓解。在此之间的嘉靖倭寇大爆发中,许多第三方记录都显示有一定比例的徽商出没于倭寇队伍当中。显然,他们是为了贸易和白银而南下,并继续通过赣南-闽北的山区通道来回。

这段长期不为明朝所正视的内部贸易路线,甚至还为宁王的叛军输入过少量佛朗机炮。而彼时的明军最精锐部队,依然不知世间有此“神器”。纵有王阳明老先生的两次军功伟业,都没有能将这条黑道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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